一个人的学术自述，按道理说，应当依照历史和时间的顺序，将自己学术成长和发展的经历，按时间先后的顺序铺写出来。不过，就我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却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研究领域较宽，从古代到现代，从学术到思想和文化，包含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时代。而且我自己常常在一个时期里同时开展不同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在以下采取的陈述的方式，是以领域为分别的方式，而不采取以时间为先后的方式。当然，在每个领域中，我尽量按时间先后来叙述我的学术工作。
我的专业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大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我的学术工作可分为古代、近世、现代几大方面。具体说来，即：宋元明清理学与近世思想史研究；古代（春秋以前）宗教与先秦思想史研究；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与二十世纪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论争研究。
一、
我的学术经历应从1978年开始。虽然1969年以后我一直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自学，但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后，才真正开始了学术研究的历程。我的学术基础是宋明理学研究。我的硕士论文是《论朱熹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这个题目以前没有人做过研究。做好这个题目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对朱子哲学的理气范畴和问题有恰当的哲学理解，二是掌握朱子论理气资料的历史年代以确定其发展演变。在前一个方面，我接受了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史范畴问题的分析方法，保证了哲学分析的妥当性。在后一个方面，我追随清儒处理朱子文献年代的考证方法而扩大其范围，在论文著写之前先作了《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论文的叙述分析打下了坚实的文献考证的基础。《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书稿也是我最早完成的学术著作。回顾起来，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研究和成果的起点较高，除了写成了这部著作的初稿外，我在研究生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张载的气观与理观》。
我在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教书，1982年报考博士生，之后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在198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把对朱子理气先后论的研究不仅扩大到朱子整个理气观的研究，更扩大到整个朱子哲学的研究，其研究的特色即在进行专题理论分析的同时，在每部分的研究中都贯彻了注意其思想历史发展历程的分析。取得博士学位后回系继续教书，并修改这两部朱熹研究的书稿交付出版。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朱熹哲学研究》认为朱熹哲学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复杂体系，故通过缜密的分析、论述揭示了朱熹哲学中哲学命题的不同意义，从而以朱熹哲学为典型，对宋明理学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特征获得了深切、具体的了解。同时，全书对朱熹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作了细密的历史考察，梳理了朱熹早中晚年学术思想的发展线索和朱熹在重大哲学问题上前后思想的演变脉络，对朱熹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有较大的突破。此书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即《朱子哲学研究》。至于《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一书，世界著名朱子学权威陈荣捷先生为之作序，称赞“考据之精审，其治学方法之谨严，实为当代学者所罕见”，“深信此书将为划时代之作也”。
1986年在将朱子研究的书稿交付出版社后，我即赴哈佛大学访学。由于中国学术与台港学者的研究已隔绝三四十年，所以1986-1988年我在哈佛期间，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台港学者有关中国哲学与中国历史研究的著作，广泛了解了美国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的概况。在美国期间我也开始准备我的关于明代王阳明的哲学研究。1988年回国后，为了王阳明哲学的研究，我还大量阅读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以拓展哲学诠释的视野。1990年春我完成了对王阳明哲学的全面研究，并交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春出版，这就是《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该书的特点是，深化了阳明心学的主体性研究，详细论述了阳明学术思想从诚意到格物到再致知的前后发展，重点论述并诠释了以四句教为中心的阳明晚年思想及其意义，在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把中国学者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提高至世界前沿的水平，此书亦被称为王阳明哲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全书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本书作为系统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专著，在思境、学理、史料等诸方面，都富有开创性；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各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思想把握上的理论造诣和文献把握上的学术功力，代表了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高端水平。学界认为，本书虽集中在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但其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对整个阳明学、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皆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在出版了几部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著作之后，1992年我出版了《宋明理学》，此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展示出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念命题和理论特色，著力揭示宋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其起因是：1990年5月，光明日报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一些同志要办“国学丛书”，请张岱年先生作主编，要我承担《宋明理学》的写作。当时我的《有无之境》刚刚交稿，想暂时告别宋明理学，但因丛书是张先生主编，就接受了约稿。既然接受，我就立意想把这个选题写得更有意义些。于是我决定把这部书作为国学教材来写，对象是大学文科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对了解宋明理学有兴趣的其他读者。该书1991年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根据学界同行和同学的反映，本书应当说是内容比较全面，叙述简明准确，比较适宜教学和自学使用的宋明理学教材。本书所以得到大家的肯定，除了叙述的教科书方式而外，主要是由于，与其他同名的著作相比，作者是专门从事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在本书之前，我已经出版过朱子和王阳明的学术专著，在北京大学讲授过宋明哲学的课程。
顺便一提，由于香港公开大学指定以《宋明理学》为教科书，邀我撰写与之配套的函授教程，1998年夏我撰写了《中国宋元明哲学史教程》，其中不仅在内容上比《宋明理学》有很多补充，还详列出单元目标、测试题、答案等，颇适于自学，1999年由香港公开大学出版并使用。这也使得我的有关宋明理学的教材体系更加完整。
在21世纪初，在出版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以后，我开始回归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我首先着手编辑《中国近古思想史研究》。《中国近古思想史研究》是从我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宋明清思想研究的论文中，选择其中最重要而有代表性的部分，结集而成的一部学术性著作。虽然九十年代初期以后，我的主要学术精力已不专在理学，但我在集中处理古代宗教与伦理，关注现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同时，仍然会不断撰写有关宋明理学的论文，以应对学界的不同需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有关明代儒学的研究。如为了与韦伯的儒学论对话，除了有关儒学现代化的研究外，我专题研究了蒙学与明清世俗儒家伦理的特质。又如我对嘉靖时期阳明学会讲的研究，对泰州学派颜山农思想的研究等，在当时都是有开创性的。在文献研究方面，《善本甘泉文集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是我利用北大图书馆的善本所作的研究，它的发现使得明代著名思想家湛若水是思想资料比通行本增多一倍，从而使得日本学者以往关于湛氏的研究著作完全过时。此外，如对王阳明语录的辑佚研究，在九十年带中，由我自己陆续发现、收集、辑佚王阳明的语录佚文已达230余条，见于《遗言录、稽山承语与王阳明语录佚文》《王龙溪、邹东廓等集所见王阳明言行录佚文》等文，大大补充了《阳明全书》的思想资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功力，也对世界范围内的阳明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上述这些专著之外的论文，连同我陆续写的有关朱子学的论文，在2003年收为一集，题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在作者学术著作以外所发表的论文，与我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一样，应该说都代表了同时代宋明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先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我着手进行王船山哲学的研究，并于2004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王船山是宋明思想史上朱熹、王阳明之后宋明儒学的第三位大家，本书一反五十年来学术界以启蒙思想和反理学来理解王船山思想的主流看法，基于翔实的文本分析，提出了与以往学界全然不同的结论。本书的特点是：第一，以船山关于《四书》的义理诠释为中心，作为研究船山与朱子学派关系的基本进路。第二，以船山《正蒙注》为归结，突出道学的问题意识，与通常的哲学史问题意识不同。第三，致力船山思想资料及其义理的深入解读，注重内在的研究和客观的呈现。第四，立基于宋元明清儒家思想运动的历史观察，以观察船山思想的地位。全书以“经典与诠释”为研究进路，集中研究王船山对《四书》的哲学解释及其对宋明道学《四书》解释传统的批判继承，突出其中的道德论、心性论、功夫论、解经学，致力呈现其中的儒学思想和理学思想在王船山整体思想中的意义。同时以船山《四书》诠释的哲学观照其晚期与道学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著作《思问录》和《张子正蒙注》，从而整体地理解并阐明了王船山与宋明道学的内在关联。本书认为船山不仅是儒学思想家，也应被视作宋以来道学运动中人，他的思想形态是属于道学中张横渠的一派，并与朱子有着广泛的继承关系。在思想领域，清初这个时代的主导方向是指向于对明代理学衍变（陆王派和程朱派）的反思和超越，转向笃实的道德实践，而船山学术思想的这种反思活动，以“文化的反省”和“正统的重建”为主要特征，可以视为这一反思和转向时代的开端的代表。由于我自己多年从事宋元明的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所以这种突出道学和道学史（或儒学史）的视角的船山研究，便于和适合发挥我自己的研究特长。评论认为，本书注重内在理解与客观呈现的态度，与其严谨、精密、扎实、厚重的学风，以及本书的分析与结论，把王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提升到新的境界，也使本书成为王船山哲学思想研究新的典范之作。
二、
1991年秋，《宋明理学》一书交稿后，我决定暂时告别宋明理学研究，把主要精力转向古代思想研究和现代哲学研究。这里所说的古代是指上古，即三代文明，重点是商代、西周、春秋的思想研究。在收集了相关的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资料后，1992年夏我确定了研究的主题和线索，主题即在三代文明中探求儒家思想的根源，线索是从宗教人类学入手，从巫覡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展开来加以论述。1994年开始、1995年完成了《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的写作，1996年夏由三联书店出版。这部著作交叉使用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等方法，对夏商周的宗教与伦理观念作了综合性思想史的研究。由于这个时代是前哲学时代，故不能采取一般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又因为这个时代属于前轴心时代，故特别关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前轴心时代与轴心时代的连续性。这部著作在思想史研究上是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典范性的。评论者指出，由于作者把中国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框架中比较考察，并且广泛地吸取了世界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独到创新的看法；认为本书以恢弘的气度、宽广的视野和精辟的论证，将思想史传承的起点追溯至殷周之际，从而提供了理解一种前诸子哲学的思想史的理论框架和可能途径，创造性地阐释了古代中国思想的特征和发展模式。在该书的后记中我说到：“本来，按照我的计划，是要写到春秋末期孔子出生的时代，但现在已经完成二十多万字，所以就此告一段落，我希望如有机会，在下两本书中再来继续本书的研究。”这部书只写到西周，还未及详细研究春秋时代，而由于1995-1996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1997在哈佛大学教书，故在此段时间中没有继续这一主题的研究。
1998年教育部推行跨世纪学人计划，我被北京大学推为人选，入选后要求完成一项研究课题，于是我确定以“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为主题延续我的古代思想研究。1999-2000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期间，我完成了《古代宗教与伦理》的姊妹篇《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孔子以前的春秋思想史，因为这个时期罕见有成体系的思想家人物，所以思想史的研究不可能以人物来呈现，仍然适宜以问题来展开。以往的春秋思想研究只是研究春秋末期孔墨等家的思想，对孔子以前的春秋思想尚无系统研究。本书可以说是第一部“春秋思想史”的研究。全书通过对前孔子时代的春秋时期的占筮文化、神鬼信仰、神话传说、宇宙观念、天道观念、民神冲突、史官文化、宗法制度、政治秩序、礼仪文化、君子理想、经典的形成、德性伦理的具体研究，意在说明这一时代的文化与西周文化在精神气质上的连续性，具体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变化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生动发展，确定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并呈现出儒家思想及整个灿烂的先秦哲学发生的文化前提与环境。本书交叉运用了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以往单一思想史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本书不仅在对春秋时代思想文化演进的基本线索把握方面，而且在信仰文化 、德行伦理、经典形成、礼治秩序等方面都能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独到深入的思想论点，对今后春秋思想史的研究和诸子学的研究，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公布，吸引了古代思想研究学界的关注，我也不例外。早在199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释文公布时，我就写了论文《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后来我又写了《帛书易传与先秦易学》一文。1998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史事件，这就是郭店楚墓出土战国竹简释文的公布出版。作为推进郭店楚简思想史研究的参与者，我在第一时间也写了几篇论文。1998年5月2日我在国际儒联研讨会上宣读了我的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论文，最早提出此篇与子游学派的关系。同年秋天，我又写了《郭店楚简儒家记说续探：《尊德义》与《成之闻之》》。1999年夏参加香港中文大学50年庆会议，我提交了论文《史料困境的突破与儒家系谱的重建——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在2001年写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上博藏简《性情篇》》。2005年因参加庞朴先生在山东大学主持的儒学研究中心的会议，我对《性自命出》的思想义理重新加以研究，写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儒学人性论》。2006年夏在哈佛，专心研究竹帛《五行》篇，一共写了四篇论文，即《竹帛《五行》为子思、孟子所作论》、《竹简《五行》分经解论》、《竹简《五行》与子思思想研究》、《帛书《五行》说部与孟子思想探论》，从作者、章句、思想等方面对《五行》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面地提出了我自己对《五行》篇新的系统的看法，从而成为与庞朴不同而可与之并立的另一五行篇解释系统。我把这些讨论简帛文献的论文集结在一起，由三联书店于2009年出版。由于此书之中对于《五行》篇的研究比较系统，故定名为《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
此外，我也写了一些先秦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如有关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公孙龙子等。还应提到，我也就魏晋玄学、王弼、郭象的哲学性质等问题写过论文，在魏晋玄学的领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得到了魏晋玄学专家的肯定。
三、
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我一直积极参加了有关传统与现代化的文化论争。作为反对激进的反传统思潮的代表之一，我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始终关注并努力回应思想文化界的反传统声浪，也写了不少文章和评论，投身对思想文化问题的介入与参与。1997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人文主义的视界》，这是一部思想文化的著述。由于80年代文化热以“传统—现代”为核心展开，而反传统思潮又颇盛一时，因此，在思想文化界一直有一种抗拒反传统思潮，要求正确理解价值与精神传统的呼声。它是和反传统的主张相伴而生的，只是，在80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在社会上居主导地位，它的声音比较弱。90年代以后的情况有所变化，其所以变化的原因很多，而知识界思想文化观念的成熟与中华经济的迅猛发展应是重要的原因。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反思。作者的文化立场是肯定儒学价值传统与世界其他大的宗教传统一样，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而对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观持批判态度。书中通过批判的分析，站在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立场上，批判地回应了二十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口号、观念。此前，1994年我在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了《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哲学，下部为文化，上部为我对现代儒家哲学如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哲学的研究，下部为我对二十世纪文化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想的理论分析与批判，并致力回应马克斯▪韦伯对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不当理解，这是我关于现代中国哲学和现代中国文化的第一部著作。后来此书的“文化”与“哲学”两部分内容，随着我的研究的扩大和增加而发展为两部独立的书，文化的部分在1997年即归结为《人文主义的世界》一书，此书的增订本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此增订本在2009年也出版了英译本，由欧洲著名出版社Brill出版。本书可谓是作者论述其文化观的代表作，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的一种深度的反思，全书的主旨是揭示并分析近代文化观论争的对立主张，谋求化解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的紧张，肯定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此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代表了当代儒学对时代文化思潮的回应。
“哲学”的部分，后来发展为《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内容是对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冯友兰哲学的较为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冯友兰哲学的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显示出，在引入、学习西方哲学的同时，继承、借鉴并发展中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以建立起与传统有联结性的新的中国哲学，始终是后五四时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919年以后，现代中国哲学中出现了几位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家，即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不管他们在自我意识的层面对“哲学”的了解和观念有何不同，从思想实践的特质来看，他们的基本特点都是，面对西方哲学的引进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在文化上坚持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一方面在理论上吸收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进行重构。他们在20世纪遇到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也因此，他们的思考和努力，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必须参考的借鉴。本书在写作上，是以当代中国文化的视野和中西哲学的融合前景，作为研究和观照的出发点，探索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家在发展具有中国性的哲学方面的经验，以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建设的参考。
2011年 我出版了又一部关于现代思想文化的专著，即收入“清华国学丛书”的《孔夫子与现代世界》，20世纪中叶以来，儒家思想的开展是在和现代文化的互动中实现的，有关现代文化的各种思想对儒家哲学和思想文化形成了刺激和挑战，而现代儒学必须对这些挑战进行回应和思考，在这种回应和思考中，一方面尽其关注现实的文化责任，另一方面发展儒学的现代思考。《孔夫子与现代世界》是一部有关儒学的前沿性思想理论著作，全书从孔子在当代中国的重新登场开始，以面对世界文化而提出新的哲学观念“多元普遍性”为结束，对儒家思想和儒学传统与现代世界与文化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全书主题集中，时代感强，对儒学在当代面临的挑战，都从现代文化的问题意识给予了回应，进一步表达了我的儒学思想。本书各章既有面对全球伦理、人权对话、生态文明等挑战对儒家立场的阐发，又有对古典儒家教育、政治、礼治思想的现代诠释和解读，以及对现代儒学发展的透视和分析，是对儒家价值以及现代意义的较全面的阐述。
承三联书店的好意，把我在2009年以前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加以整合，编为“陈来论著集”共12卷，并于2009-2010年出齐。我的有关宋明理学的主要著作都已经翻译为韩文出版，在台湾也已经都有繁体字本。《传统与现代》则有英文译本，是由欧洲著名人文出版公司Brill出版的。
本文已发表在《学术界》201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