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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化革新看日本文化 ——乾元国学点燃了我的学习热情 ◎刘明明 国学三十五期
发布时间:2017-11-13    发布作者:admin    
        一、走入乾元
 
        从小到大,虽不贪玩,可对读书也谈不上热爱,只是对历史和艺术有些许研究兴趣。儿时开始翻看四大名著,即使读不懂内涵,却也谙熟情节。到了高中和大学时期,自觉对读书越发喜欢,更是沉迷于自己有兴趣的少量书籍中,可课本上的知识总给我一种束缚的感觉,使我兴趣寥寥,自然也就成绩平平,可以说我一直伴着“差生”的标签毕业工作,直到来到乾元国学,才觉得豁然开朗,算是打开了正确求知的大门。
 
        到乾元国学读书,缘起于我父亲的推荐和督促。父亲爱好国学,已经读过好几年的国学班,平时也十分用功,可谓手不释卷,给企业员工上课时,四书五经的很多段落都可以随手大段写就,可见用功之深。记得2012年时,有一次父亲给公司所有中层以上员工做了以国学为主题的管理培训,许多员工听后完全改变了对国学的认识,像打开了一扇智慧的大门,受益匪浅,这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于是2016年,在父亲的推荐下,我和妻子慧子一起走入了乾元国学。从此,北大老师们的授课让我理清了该读什么书,该怎么去读书,他们的每一节课都让我深受启发,愈发觉得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乾元国学不但教会我应该学哪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它点燃了我对学习的热情。一直以来我对日本历史就比较感兴趣,想写一些关于日本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日本社会改革与文化构建的内容。但题目有些大,要叙述得通俗易懂,又要清楚明晰,确实有点为难,因此迟迟未能动笔。在参考了一些书籍,加强学习之后,终于借着乾元国学通讯约稿的契机写了起来。
 
 
        从改革层面看日本。日本民族有个特点就是对强者的崇拜,向强者学习。历史上,日本孝德天皇吸收了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大化革新”, 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场革新使日本从东亚的后发展国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唐朝白江口海战大败日本后,为了表示对唐朝的心悦诚服,日本还派遣使团到长安祝贺大捷,开始了一千多年“唐化”的过程。近现代,“黑船事件”中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对外通商,日本上下在惊慌失措之后,开始“美化”,即跟美国学习。学习强者的长处,会让自己也变成强者,至此,日本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的国家,最先开启了工业化道路,并由此跻身强国之列。历史学界公认,日本现代化之路得益于一场改革——明治维新。两次改革使日本历史上两次实现了对先进国家的赶超,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的改变是全方位的,对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改革使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改造,作为邻居,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两场改革,应该重视和认真研究日本的文化软实力,因为这曾经给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变化。
 
        从文化层面看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它曾经模仿学习于我们,也曾经带给了我们无尽的苦难,我们和它的关系从古至今紧密联系,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如此。长期以来中日关系被不断阐释为文化圈内部的循环演化。而从历史形成论的角度看,日本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基调。且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叠加,一方面使日本文化的发展带有周期性,也使其演化得愈发丰富。当今世界文化的三大趋势是全球化、地区化、民族文化认同,在“多元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的背景下,由中日文化比较拓展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明确日本文化的特性和价值,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了解一下日本文化,是一个很有必要且很有意思的学习过程。
 
        大化改新被认为是日本“唐化”的开端,而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从“唐化”到“欧化”的转变。然而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要想全面深刻地理解改革的发生和后续,就不能流于表面地了解改革经过,而应该追溯其发生的文化本源与文化走向。“唐化”和“欧化”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欧化”课题暂且按下不表。本篇核心,旨在以大化改新着手,从中日文化交流和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视角出发,探讨日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与特征。
 
        二、早期日本的历史文化溯源
        从大化改新到1868年明治天皇的明治维新,中间这1200多年日本历史上称为唐化时期。纵观日本历史,将唐化日本的文化阶段分为三期。从弥生时代到大化革新,可称为日本文化诞生期;从大化革新到平安时代末,可称为日本文化唐化的展开期;从镰仓时代到德川时代末期,可称为日本文化唐化的深化期。
 
        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神国”,按照日本的皇国史观,日本第一位天皇叫“神武天皇”,继位于公元前660年。据记载神武天皇活了150多岁,但当时日本还处于石器时代,茹毛饮血能活到30多岁都是高寿了。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秦末汉初时期,日本还处于新石器时代,但突然间用了不到400年的时间,迅速进入了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连年战乱,许多人逃难到日本列岛,日本史书称这些人为“渡来人”,因此铁器也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流传到了日本,成为了当时的舶来品。这些“渡来人”和铁器也给日本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弥生文化。
 
        弥生时代中期,据说在汉武帝时,日本就通过朝鲜半岛遣使来到中国的汉朝,与朝廷建立了关系。在汉光武帝时,倭奴国王遣使来华,通过朝鲜半岛进入中国朝见皇帝。汉光武帝封倭奴国国王为“汉委奴国王”,并赐以金印。纯金铸成的金印龟钮,这正是汉朝册封诸侯国用的规格,此后倭奴国就作为汉朝的附属国存在。据说现在日本福冈满大街都是仿制纪念品。
 
        弥生时代以后的4世纪左右,原始的所有制关系开始崩溃,部族间的内战激化。在本州岛的西南部又兴起了一个国家,叫大和,中国的史籍上按日语发音音译过来,叫它邪马台。当时在位的是一个女王,叫卑弥呼。卑弥呼女王派遣了使臣来中国朝见了魏明帝曹睿。魏明帝非常高兴,封卑弥呼女王“安东都护府大都督亲魏倭王”。经过长期的扩张,大和国逐渐征服日本中部大部分地方。大化改新后天皇执政,大和时期结束。4-6世纪盛行修筑大坟,故而也称为古坟时代。
 
        总结起来,这一时期日本处于奴隶制时代,日本语逐渐形成,其独特社会结构为主从社会结构。大和朝廷是大王与豪族的联合政权。政治制度为氏姓制度,大王是最高权力者,给豪族以“姓”的称号,并拥有自己的品部、田部以及屯仓;豪族作为“氏上”仕于朝廷,同时拥有“田庄”、“部曲”(土地和人民)。神道信仰与体系神话开始形成。8世纪的《古事记》、《日本书纪》是基于6世纪中期成立的《帝纪》、《旧辞》而编写,这其中也体现了神话与现实社会结构的一致性。从弥生时代到大化革新,这一时期,可称为日本文化诞生期。
 
        三、大化改新与“唐化”日本
 
        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在隋唐时代进入到鼎盛时期,长安成为周边国家人人向往的乐土。此时日本处于飞鸟时代的推古天皇当朝,提名圣德太子为摄政,并以其为核心进行政治改革,为了加速学习中国文化,于公元607年派小野妹子等遣隋使和留学生到隋朝。此时唐朝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中日建立了密切的关联,中国的书籍和货物随着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直到645年,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复制和学习了隋唐的政治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确立天皇体制,废除大贵族垄断政权,创建一个律令制的国家。建立起以唐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在经济方面,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在军事方面,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还仿效了唐朝的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育人才。对隋唐思想文化体系的推崇,使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被广泛吸收,最终确立了日本以儒、佛为核心的治国理念。汉字自传入日本后,填补了日语没有书写方式的空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官方文字来使用,日本重要的典籍和文物都是由汉字载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唐化过程中,日本并没有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而是还像中国先秦之前那样,当官的世袭,儿子继承老子,官员选拔渠道还用世卿世禄制度,甚至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举贤制度,即推荐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但很有才能的人去做官。举贤制度为我们的历史贡献了不少人才,我们从尧舜禹开始有这样的优秀传统。但由于日本没有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和举贤制度,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阶级固化。下层社会的人当官没有了途径,一辈子世世代代只能在社会下层。而日本当官的世世代代做官,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这就带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天皇被架空,导致藤原氏世代担任日本的“摄政”或者“关白”。
 
        概括言之,日本通过学习隋唐政治、经济、文化成果,使日本社会发展呈现跳越式的前进,使其固有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重心偏向了上下支配服从,完成了本国文化的基础和框架构建,并由此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勃兴。日本在文化方面唐风化,但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创造性地形成“国风”, 其形成包括了假名的创造、民族文学的繁荣、美术(大和绘)等各方面。从大化革新到平安时代末,这一时期,可称为日本文化唐化的展开期。
 
        四、大化改新对后续文化的影响
 
        盛极一时的摄关家经过“保元之乱”走向没落。这场政斗使得武士介入皇室和摄关家内斗,标志着新兴的武士阶层不再仅仅盘踞在地方上,已经开始把触手延伸到了皇权内部,公开插手上层政治纠纷,公家政权的时代即将结束,武家政权的时代就要到来。
 
        武士执政的幕府时代,政治社会固有主从关系的社会结构的重心渐渐向平等、对等的方向倾斜。下层的不断抬头,权力不断下移、最后走向“下克上”的战国时代,这期间文化的承担者变为武士和庶民。
 
        镰仓文化的特点体现了武士阶层的生活,出现了反映时代气息的文学《军记物语》。美术和雕刻艺术方面出现了雄健、豪放、写实的新倾向。也仍然保留之前一定贵族文化特点的和歌。
 
        至室町幕府时期,庶民性文化进入发达期,这时候的代表文化形式有连歌、御伽草子、能和狂言等。艺术风格上体现了优雅与禅的结合、重简素和幽玄,以及茶道与花道。
 
        进入德川时代,政治上开始士农工商的身份制,社会秩序开始重建。社会进入稳定期,出现禁教与锁国一系列封闭措施。江户幕府时期的文化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即合理主义精神、现实人生及情欲的肯定。这时期学术上儒教日本化,成立复古国学。在社会伦理上成立了武士道、町人道和农民道。从镰仓时代到德川时代末期,可称为日本文化唐化的深化期。
 
        五、综述
 
        把握日本文化,从历史形成论的角度看,隋唐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存在着一个长达千年的“唐化”现象。这是通过大化改新这种彻底的变革而达到的,将日本带入文化先进国家之列。在吸收隋唐文化的同时,日本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基调,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叠加,形成了既有纤柔的一面,物哀、纤细、优雅;也有刚武的一面,如雄健、豪放、现实的文化特色。
 
 
 
 
     
        日本固有文化虽然随着时代的进展和外来文化的移入,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式和面貌,但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却一直存续下来,并成为摄取和改造外来文化的原动力,规定着日本文化发展——“增宽加厚”的基调。
 
        从大化改新直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持续着文化唐风。当面临欧美文明冲击时,日本传统中的摄取外来文化的因子被诱发,再次学习当时世界的先进文明,并成功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前列。穷则思变,两次改革为日本带来的益处,也值得我们借鉴思考。
 
        世界哲学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和其中一个成员国共同举办。中国组委会承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于2018年8月13日至8月20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围绕“学以成人”的主题,着重开拓人的多重维度,并探究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强调哲学研究的全球化,囊括古往今来不同文化中各类思想家进行哲学思考的多重形式,着重对哲学以及哲学在当今世界中的任务和作用进行批判性反思。拓宽哲学领域,因应当代新涌现出的各类全球性议题。哲学家应与其他人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在一起,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等领域,在多元化文化和各类传统之间,进行相辅相成的合作与互动。建构哲学反思的公共论域,努力讨论人类一直关切的生态、正义与和平等重大课题。
 
        中国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却饱受断裂的困扰,这种古今中西纠结难解的现象,将为世界的哲学家提供独一无二的思想创造空间,使之能够深入地思考有关自我、社群、自然、精神、传统和现代性的根本问题。这种反思会引发对于哲学的一种新理解:哲学本身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活动。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深入探讨哲学在当代世界的意义,以及哲学家之本性、角色和责任,加强“学以成人”的共识。将努力面对全球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不平等以及不公正等重大问题,在科学技术同质化和文化多样性之中,以哲学的智慧开启人类的新思维。
 

新闻发布时间: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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