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汤用彤和牟宗三这三位先生在近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到魏晋玄学领域，他们三人的研究或奠定了魏晋玄学哲学化研究的基础，或深入推进了魏晋玄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或以独特的视觉对魏晋玄学加以新的诠释。本文以“中国哲学史学史”为视角，依照魏晋玄学的脉络，试图详细地分析冯友兰、汤用彤和牟宗三这三位先生对魏晋玄学的诠释，并且比较他们诠释之异同。

        汤用彤、冯友兰和牟宗三的魏晋玄学研究，既有对话，又有相互的影响和借鉴。三位先生论述魏晋玄学的一个根本差别，就是他们进入魏晋玄学之时，在态度上的差别：冯友兰、汤用彤以哲学史的态度研究魏晋玄学，他们是在一定的哲学背景之下进行哲学史的诠释，然而牟宗三则是在哲学诠释中进行哲学史的叙述，使哲学史服务于其哲学的建构。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具体问题的认知上的一些差异。但是，由于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研究这一领域的独特奠基地位，冯友兰和牟宗三的魏晋玄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他的影响。

        三位先生论述上的差异，究其根源还是与三人的哲学进路、哲学背景与哲学修养之不同相关。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了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其研究进路，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魏晋玄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1.魏晋玄学与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史领域有一种流行的叙述模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我们常以这样的结构和顺序表征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顺序，这种表达方式试图提取某一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形态来表征这一时期和这一时代的学术之特点。魏晋这一时代，中国政治从统一走向分裂，战乱。这种状况自然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思想家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大环境与背景的变化，来展开自己的思考与论述；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魏晋时代的学术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转型，两汉时期的经学开始被一些思想家所抛弃，一种崭新（“新学”，汤用彤语）的思想模式开启了。这样，随着魏晋思想的发展，佛教亦开始流行起来，并借道与玄学的对话而逐渐走向深入。在这样的历史与背景下，玄学到底扮演着什么的角色？玄学在历史与思想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魏晋玄学之所以能被历来的研究者重视，与其遂深的哲学思维是分不开的。

        冯友兰先生对魏晋玄学的关注较早，尤其是对郭象有着较多的专注，其后《中国哲学史》一书将魏晋玄学置于通史当中加以论述，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开创了先河，对很多玄学人物都有评述。冯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新理学的思想体系，其中也吸收了不少魏晋玄学的思想因素，将玄学的义理融入自己的哲学建构当中。冯先生于晚年重写“中国哲学史”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魏晋玄学”更是其关注的重点，他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对魏晋玄学加以阐释。

        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晚于冯友兰先生，但却是该研究领域的典范。可以说，汤用彤之后的整个魏晋玄学研究都是在其基本点上铺陈展开的——要么深化汤先生的一些论断，对于细节加以补充说明；要么与汤先生展开对话，对汤先生的具体观点进行修正或发表不同见解与看法。即便是晚年冯友兰以及海外的牟宗三，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

        牟宗三对魏晋玄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才性与玄理》一书中。这部著作可以置于牟宗三自己的哲学脉络之中加以考察：它其实是牟宗三通过叙述哲学史来阐释他自身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完成在《历史哲学》后，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基本发展的进一步阐述。在这部著作中，牟宗三从王充开始论起，尤其关注气性一路，以及这一路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牟宗三言说玄学，其实更关注玄学与佛教，乃至玄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这种对比一直潜藏在牟宗三的相关叙述中。牟宗三自觉地引入西方哲学的一些内容，在不少地方结合中西对比，对玄学的性质进行了阐释，其重视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一面亦是较有新意。我们可以说，冯友兰、汤用彤的玄学阐释更多的是哲学史的视角，而牟宗三更多的是哲学的视角。这也是我们在处理牟宗三时特别地加以注意的地方，即一定要努力地区分，哪些是他的哲学史论断，哪些是他自己哲学观点的阐发。

        研究“汤用彤、冯友兰和牟宗三对魏晋玄学的阐释之异同”这样一个大题目，既要对魏晋玄学本身有所了解，又需要对三位先生自身的学术经历、学术渊源、特色、以及理念要有所了解，尽可能地去挖掘、发现三位先生思想深处的一些内容，站在大的学术脉络之中，深入到具体的思想背景之下，去观察他们对玄思玄理的理解及诠释。

2.玄学与儒道佛

        魏晋玄学上承汉代之经学，下启隋唐之佛教。两汉之经学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而一般我们会将魏晋玄学视为“新道家”，将其视为道家思想的新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思想之核心形式在汉未魏初及两晋时期，出现了由儒家转向道家、再转向佛家的转化，而魏晋玄学恰好是当中的枢纽。玄学思想形态受到了儒释道如此之思想交汇与碰撞的影响，从而玄学与儒释道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冯友兰、汤用彤与牟宗三这三位近代哲学领域的前辈在研究魏晋玄学之时，都能充分注意到了玄学与儒释道思想的交汇与碰撞之间的关系，并从不同的形式，对这些方面展开了论述。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冯友兰先生的思想以儒家哲学为主，尤其以宋明理学为主。然而，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的“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真正关注魏晋名士的思想或哲学贡献的学者主要有冯友兰，他直接地利用西方哲学史上的观念构筑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很好的哲学系统’” （汤一介、胡仲平，2004，6页） 。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最早关注并梳理魏晋玄学思想的学者，当属冯友兰先生 （参看：罗义俊，2008） 。1947年，冯友兰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以“新道家”为目标来讨论魏晋玄学思想。当然，冯友兰对于魏晋玄学的关注，不仅仅体现在其哲学史的写作层面上，而且在他自己的哲学论述当中，玄学亦有着独特的地位，尤其是对玄学以及佛教之中“负的方法”，更是被冯友兰吸收纳入到了其自己的思想建构之中。在《新原道》一书，冯友兰特别表彰玄学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在冯友兰看来，魏晋人士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十分具有突破性，尤其是对于先秦的儒、道两家，都有所超越。不仅如此，冯友兰在精神的层面还特别强调魏晋玄士所讲的“风流”。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冯友兰是较早强调儒道互补，并且把这一种观点带入到他对中国哲学的诠释当中。儒家代表着中国哲学入世的一面，道家代表着中国哲学出世的一面；而二者的统合，则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在冯友兰看来，一方面玄学可谓一种“新道家”，它在核心思想和意义的层面体现了道家思想；但同时，它也吸收了儒家思想的很多要素，在某种意义上使得道家更接近于儒家，并在一定意义上统合了“出世”和“入世”的两个维度。需要指出的是，儒道互补是冯友兰理解玄学的重要的因素之一，他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与叙述实际上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对当代大陆魏晋玄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属汤用彤先生。在汤用彤的学术生命与历程中，经历着一个由理学到佛学，再由佛学而入玄学的学术研究历程，其中由佛到玄的转变，在研究逻辑上有很强的关联性。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此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此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佛教。在汤用彤的学术生命与历程中，经历着一个由理学到佛学，再由佛学而入玄学的学术研究历程，其中由佛到玄的转变，在研究逻辑上有很强的关联性。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和玄学等学问之时，能够不以孟子式的道统观进行判教。因为在汤用彤看来，佛教文化开始虽然属外来，但却能融入本民族之文化，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这也正是中华伟大文明的特点。汤用彤于魏晋玄学的研究上，却带有很强的“客观性”。他从客观的学术视角出发观察玄学，遵照史料进行论说，不带入过多的价值判断，这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些恰恰是汤用彤玄学研究中的一大特色。

        牟宗三先生以儒学为核心，但他并不忽视佛家与道家。儒释道三家所追求的都是圆善，也即是人生的幸福，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也是儒释道所共同分有的 （牟宗三，2010，1页） 。纵观牟宗三的学术生命历程，不难发现牟宗三对于中国哲学有着一种野心，也即从他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中国哲学进行通贯的阐释。玄学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牟宗三看来，西汉是先秦儒家之后发展的第一阶段，而魏晋玄学是道家的复兴，同时佛教之传入，并由魏晋玄学接引而得以广大盛行，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则显得不甚光大彰显，这时间段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歧出”。在长达七、八百年的歧出之期中，中国文化生命更加得到吸收与弘扬，更能受到不同文化的浸润与刺激，而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大合大开的来临做准备，延续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之大脉。

3.玄学的产生

        汤用彤先生对玄学发生的阐释，主要是以如下两方面为进路的：其一是以《人物志》为代表的名学对于玄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其二是以易学为核心的新经学的产生。

        汤先生论学术之变迁与玄学之发生，大致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汤先生首先论及汉魏之际名学的兴起。在汤先生看来，汉魏之际，名家的兴起已经不能视作简单的先秦名家的复兴，汤先生指出“然则魏晋名家与先秦惠施、公孙龙实有不同” （汤用彤，2010，10页） ，名家重视“循名责实”或“控名责实”，与“治道伦常”有关。但是相比于先秦名学，魏晋名学更多地关注人物，虽然“量材授官，识鉴之理”会逻辑地包含在“控名责实”之中 （汤用彤，2010，10页） ，但是在魏晋之间，这一点却更为突出。

        其次，汤先生谈到了清谈之数变，也即由“清议”向“清谈”的转变。从清谈的形态上，汤先生论述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指出了魏晋名士与正始名士的差异：魏初的清谈虽然离正始玄学的产生时间十分接近，或许在时间上有所重叠，但就内容上讲，它更接近于汉代清议，其突出特点是不谈论“虚薄”的玄理，而谈论的内容较为靠近政治、关注政事与人物、抽象性的东西较少。汤先生的这一区分后来被劳思光、牟宗三等人加以发展，演绎为“才性派”与“名理派”、或“才性名理”与“玄学名理”的区分。汉代政治性的清议演变为玄学之清谈，于汤先生看来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道家逐渐显著（这点在后文中我们会引入汤老先生对此的专门论述）；二是学术演进的规律，于汤老先生看来，学问演进会是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一旦人们谈论具体之人事久已，就必然会注重其背后的抽象的问题。就清议而言，最开始是评论具体之任务，其后逐渐便开始探讨一些品评人物的原理性问题，进而脱离人物，上升为更抽象的玄理玄学。在汤先生看来，这一点可以作为学术发展的一条规律，这一规律言说玄学之发生可与上文提及的汤先生对经学之规律相互对照，此两点构成了汤先生的两个基本判断。学术的演进，内在之因主要是由于学术的发展规律，外因主要是由于政治局势。内外之因成为合力，最终使一代之学风大变，玄谈盛行。

        其三，汤用彤先生还论述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的观点，也即是道家学术是如何在正始前后变得显著的。在汤先生看来，正始玄风兴盛之前，已经有很多名士关注老学，从而成为玄学产生时期的过渡性人物（如夏侯玄、荀粲等）。夏侯玄承上启下，其议论上接魏晋之际名法家之议论的余绪，但相较而言，已经有了一定的老学倾向，这一点上就使他与正始玄风较为接近。汤先生指出，此一时期的名士，已经有不少人的思想中具有了老学因素（例如钟会）。

        其四，汤先生综论了正始之后的玄学家与名士（尤其是那些受到《人物志》影响的名士）之间的异同之处。相较于形名学家用老学关注实际政治，玄学家则更为注重哲学问题的阐释与建构。老学资源虽然在此时得到引入，但却一转眼就由讨论政治转向了对纯学理的哲学建构上，这一点正是汤先生对比刘邵与王弼，所要表达的内容。

        在玄学的产生这一问题上，牟宗三在基本问题上是沿着汤用彤先生所提供之线索而展开的，但牟先生之特别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自已独特的问题意识始终贯穿在对玄学之产生问题的分析之中。牟宗三在叙述魏晋玄学问题时并未直接像汤用彤先生那样从《人物志》以及相关问题开始，而是更进一步地梳理汉代思想，主要体现在梳理汉代董仲舒以降的人性论上。这里隐含着牟宗三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玄学问题的产生有其哲学上的内在脉络。

        牟宗三先生的“特出”之处：

        首先，牟先生关注“‘名士’格之出现”这一问题。他认为，魏晋时代逼出了名士生命之独特性，其特殊性就在于：名士作为“逸才”——他甚至称之为“天地之逸气”、“天地之弃才”，将名士视为无所牵挂的虚无主义者。这些名士每每在参与政治之时，鲜有全身而退者，由此而从学术转向玄远、由名理而进入玄理、玄远。

        其次，牟宗三论王弼学术渊源、易学之史迹，虽很多论述直接取自汤用彤，但也有不同甚至深入之处。在论述荆州新学时，更为明确地将王肃与宋衷连接起来，论述了王弼与王肃的学问传承，同时牟宗三先生对以管辂为代表的象数易学的分析也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在王弼与费氏易的关系这一点上，牟宗三的论述不同于汤先生。牟宗三认为：“费氏易与古文不同，而其学本以传解经，亦以今文家重训说章句者，大异其趣。王弼用费氏易，非但因其所用易文同于古文，而实亦因其沿袭其‘以传解经’之成规也”（牟宗三，2008，87页）。这是牟宗三在这一经学问题上的独特见解。

        再则，牟宗三更强调当时的学风之转变，即“质实转至空灵”。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到了上文的观点上，也即是说，牟宗三对《人物志》的分析，更重视对时代精神的阐释。冯友兰试图从唯物史观出发来分析玄学产生的社会环境与阶级基础，其关注的重点问题还是在于如何阐释玄学的主体——“士族”所产生的背景，尝试发现这些背景性因素与玄学家的思想所可能具有的关系。在对士族的产生与特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之后，冯先生还从刘邵与钟会的思想，尤其是从名家“综核名实”与玄学“辨名析理”的思想渊源出发，来看待玄学产生的基本过程。“综核名实”偏重于社会政治，玄学则把这种讨论上升到纯粹的哲学；“析理”是“辨名”的更进一步，而“综核名实”所本来具有的纠偏作用，反而被忽略了。其实“综核名实”所希望解决的“名实不符”问题，本来恰恰有可能化解当权派的世袭，然而门阀士族这一世袭的当权派，自然不会自我化解其自身的阶级存在，因此把讨论转向纯粹的玄学，恰好迎合了他们自身的阶级的需要。这就是冯友兰先生引入唯物史观而可能得出的结论。

4.哲学史与哲学视野下的魏晋玄学研究

        冯友兰、汤用彤、牟宗三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一方面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另一方面又都受过很好的西方哲学训练，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影响巨大。其中，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汤用彤先生在作为断代史的魏晋玄学以及汉晋隋唐佛教的研究上，都确立了典范性的意义；牟宗三先生则以其哲思，影响了港台的中国思想研究，90年代之后，其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考察这三位学人在哲学研究上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在现代的建构，并进一步思考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一环。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出冯友兰、汤用彤、牟宗三论述魏晋玄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他们对待魏晋玄学在态度。对于这样的差别，我们可以概括为“哲学史与哲学的分野”。在大方向上我们可以说，冯友兰、汤用彤是以哲学史的态度研究魏晋玄学、是在一定的哲学背景下进行哲学史诠释的，当然，这样的诠释亦展现了他们哲学的不同特点。二人不同的哲学背景也展现出了二人诠释魏晋玄学的差别。而牟宗三是在哲学诠释中进行哲学史叙述的，其哲学史论述服务于他对自身哲学的建构。正是这一根源性的研究态度与方式之间的差别，才可让我们看到了三人在研究上的差异。

        按照许抗生先生所讲，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有几大贡献。首先，汤先生揭示了玄学哲学的本质特点，指出玄学乃为宇宙本体之学；其次，他明确指出“言意之辨”、“得意忘言”乃是玄学的根本思想方法；第三，汤先生阐说了魏晋玄学乃是汉末魏初思想演变的必然产物；第四，他探讨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第五，他阐说了佛教玄学化的进程。（参见：许抗生，1994） 汤老先生的论点，框定了魏晋玄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自汤先生之后，魏晋玄学研究大致上不越过以上的框架，即使冯友兰、牟宗三也是不能例外。

        冯友兰先生与汤用彤先生的对话是直接的，但在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魏晋玄学论稿》中直接点明的有两处，从中可看出汤用彤同、冯友兰在玄学研究上的联系与区别：一是关于王弼的“以情从理”说，冯友兰认为，王弼原亦主无情，而汤用彤则认为“以情从理似仍有情”；二是关于圣人是否可学、可至，冯友兰怀疑汤用彤提出的“圣人不可学致乃魏晋之通说”的观点，并引《庄子•大宗师》之文谓“既有阶级则自须学”，而汤用彤认为“学有阶级与圣非学至并不冲突”。另外，在冯友兰那里，宗奉道家的玄学家“乃推孔子为最大圣人，以其学说为思想之正统”只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是“宗教信仰”（胡适语）问题，而在汤用彤那里，对这一问题则作了重大发挥，认为这是一个“明内圣外王之道”的重要理论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有些的观点为汤用彤所吸收，有些观点汤用彤不同意而有所存疑，有些观点为汤用彤引申并发挥。 （汤一介，2008，19-20页）

        牟宗三受汤用彤先生的影响也十分地明显。牟宗三“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是其对魏晋玄学最核心的论述。我们说其“境界”有取于冯友兰，是在他们都强调主体对外在客体的一种觉解、认识，讲道家通过其修养功夫，最终达到一种对世界观照形态的意义上来说的。我们也要指出，此处“形上学”的论断，首先当是从汤用彤那里发出的：汤用彤先生最早认为魏晋玄学为宇宙本体之学，这种宇宙本体之学即是形上学。

        关于玄学的发展的论述，则较能显示出汤用彤先生与冯友兰先生的差异，这主要涉及到他们对郭象的定位的不同看法。汤先生基本上将玄学分为“崇有”与“贵无”两系：王弼等人属于贵无，郭象则属于崇有。冯先生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王弼、何晏是贵无派，裴頠是崇有派、是对贵无派的否定，而郭象则属于“无无”派、是否定之否定。我们在冯友兰这里明显可以看到玄学演进的三段论模式。这三段结构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到竹林玄学的位置，从理论上可以推测，竹林当为贵无的补充。而我们从汤先生的讲课提纲和学生的听课笔记中，则可以看到，阮籍与嵇康被汤先生列入到了贵无之学的范围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冯、汤两位先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郭象之归属上。但亦可以看到，二人讨论玄学的发展，其所根据的出发点还是本末、有无的问题，背后还是涉及到如何理解玄学中的“有”与“无”。牟宗三并没有直接以此框架来讨论魏晋玄学的发展和人物的分派，但他自己也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基本上他认为王弼、郭象等人属于哲学家形态，此一形态区别于作为“教”的儒家；而阮籍则属于文人形态，强调的是生命之冲动；嵇康较为特殊，一方面有主智的哲学倾向，另一方面却也有开出道教形态的可能。牟宗三对于人物的归属的分别较为特别，与他自身的哲学关怀密不可分。

        以上，我们以汤用彤先生为起点，简要总结了三人关于魏晋玄学论述过的一些大的方向性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奠定的大的框架是冯友兰、牟宗三二人所基本没有超越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冯友兰、牟宗三与汤先生都不尽相同，三人各自表现出了自己的论述本身的特色，在很多论述上，冯友兰、牟宗三都有各自精彩之处。这种论述的差异，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三人的哲学进路和哲学背景不同造成的。

新闻发布时间: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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