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核心价值

究国学的核心价值，我们先了解一下国学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逾八十的博士生导师余敦康老先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接受了《罗博报告》的专访。余老先生说：“现在我们讲国学是儒、释、道，实际并不全面。中国有56个民族，国学的外延无所不包，它是一国之学问，凡是中华民族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文化，都可称之为国学。它三个方面：义理之学，讲道理的，也就是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考据的；辞章之学：写文章的，就是文学。排列顺序是：哲史文，我们现在颠倒了，叫文史哲，其实义理应是第一位的。义理之学来源于经部，《四库全书》把国学分成四部：经、史、子、集，以经部为首，这就是国学的外延。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这部著作里，古代的国学主要讲国子学，就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内容。章太炎先生说过：“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华民族要复兴，首先是文化上的复兴，所有学问万变不离其宗，一定要有一个核心价值观。
 

        关于国学的核心价值，余老先生非常风趣地说：“中国现在把‘和谐’二字推向世界，。国学西被，向西方推什么？不是推中餐、推烤鸭，而是推‘和谐’，它是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红线。今天我们讲国学的核心价值，太重要了，如果不了解这两个字，没有自觉的认同，永远不懂得国学。”

 

西方人讲三争：竞争、斗争、战争。争是很容易的，中国文化讲“和”，妥协、让步、对话、交谈。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 “和谐”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周易》中心思想是“和谐”，“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协调，刚柔相济，人们的事业越做越大，境界也相应得要越做越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与世界对话要讲和谐。

 

 

精神依附于形体，国学的形体也就是它的架构和血肉，究其精神，先看其形体。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王博用“六”、“四”、“五”三个数来解释其中的含义。

 

《汉书艺文志》对国学有一个基本分类，大致分为六类。第一类即六艺，大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还有概括六种技术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第二类是诸子百家；第三类是诗赋；第四类是兵书；第五类是数术；第六类是方技。

 

这是汉代以来的分类法，到曹操以后演为四部，即四库的分法，经、子、史、集。再后来四部演变成乾隆朝编定的《四库全书》，中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内部做了资源调整，子和史的位置颠倒了，子的地位降低，史的地位提高，大一统里意识形态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这是一种精神体现。

 

从六类到四库，“四”对中国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四库不仅是知识的分类，还代表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气派。

 

经部是核心，从六艺演变而来，直到《十三经》，它包含着生命常态的东西，如果说国学是一个和谐的系统，那么这个和谐是分主次的。史部是历史，是生命的经验，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资质通鉴》等等，我们现在经常讲二十四史，都属于史部。子部让我们充分领略到生命样式的多元化，在《汉书艺文志》里诸子九流十家，在《隋书经籍志》里，佛、道是放在四部后面的，唐代佛教、道教地位很高，不好意思将其归类，后来归子部了，诸子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生命方式、生命感觉。集部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诗赋是生命的内涵，中国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其实文从来没有完全载道，它更多是在宣泻感情。

 

“五”是五行五德。在天地有水、火、土、木、金五行，在人有仁、义、礼、智、圣五德。从五中说圆融，“国”字四四方方，繁写的国里有个或，简写的里面是个玉，玉是什么？是人的心灵，有心在四里面，方就融成了圆。中国人一直追求方正，其实最理想的人格从来不是完全方正的，更高追求应该是圆融的东西，圆融可以无碍，可以自由。

乾元国学教室里，人们学习到的不仅仅是从“六”到“四”演变而来的经、史、子、集，更重要的是学习从“四”到“五”的精神，用心将四库融化，四库加上一心，如五行，国学的精神是从方正到圆融的过程。

 

方正和圆融的对比，也是刚与柔的对比。

 

余老先生用一个小故事简单地对它们进行了补充。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办了所学校，叫做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目的是培养赴美留学的优秀中国学生，后来美国人把这个学校退还给中国，本来一所为美国人储备人才的学校，成为中国人的国立清华大学。既然成为国立的大学，校方请梁启超先生题校训，梁先生挥笔写下八个大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八个字分别出自《周易》的“乾”卦与“坤”卦。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它不同于美国的西部牛仔独立自由、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不同于圣雄甘地的以爱教化、非暴力不抵抗的精神，而是二者合一，既自强不息、奋力开拓，又厚德载物、宽厚包容。

 

 

当《罗博报告》问余老先生：“您以八十岁的高龄，依然站在讲台上，为北大哲学系的乾元国学教室讲课，动力是什么？” 余先生笑着回答：“我的母校是北京大学，专业是中国哲学，毕业几十年了，我一直在中国社科院讲课、写书、带博士生，是个学院派教授，但我给北大的乾元国学教室讲课，我就不是学院派教授了。”

 

老先生始终认为学问是要学以致用，光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是不够的。“跨世纪以后，没想到国学热了，于是我被请回母校讲国学，面对的学生和在中国社科院的不一样，他们都是有社会阅历的人，来自企业和政界，因此他们前来求学的目的和读学位的学生不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一个字：用，简单概括是如何为人做事。”

 

余老先生举了个例子，他常常受到邀请给华为集团中层以上的干部讲课，非常受欢迎。他们学习国学首先是觉得自己欠缺的太多，需要补课。“围绕大的方面来说，我讲国学是帮助大家认识中国历史的真面貌，说小处，国学帮助中国人塑造自我，是中华民族自立的根本所在，过去中国人的形象是东亚病夫、阿Q，后来有人出了本书叫《中国人说不》，把中国人的形象变得妄自尊大，现在又有了本书叫《中国不高兴》，高扬民族主义和西方对抗，这都有些偏颇、过头了。对于每一个学国学的人来说，国学是帮助他提高智慧，立心。”老先生说。

 

走出象牙塔的学院派教授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的庞朴、楼宇烈、白化文、叶朗、陈鼓应、李中华等24位博士生导师，以及6位哲学系教授和副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导李中华教授说：“许多学生认为MBA学的是‘术’，在哲学系国学班里学的是‘道’，他们越学越感兴趣，总结出的经验是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是‘软实力’”。

李中华教授进一步解释道：“‘软实力’这个词现在很时髦，有人认为是政治上的实力，有人认为是文化上的实力，有人认为是一种大战略的思想。‘软实力’看不到摸不到，但它的作用是潜在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软性的力量，老子有一句话叫‘柔弱胜刚强’，这实际上是道家的‘软实力’，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但它却能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当中往来驰骋，它有一种软的、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精神意识层面的东西。比如外交政策中就充分体现了什么是‘软实力’。老子讲‘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就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大国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小邦，就能取得小国的信任。这就是一种‘软实力’。”

 

人们纷纷来学国学，这是新的现象，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腾飞了，很多人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思想也跟着西化了。他们发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却说不清楚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找不到自己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凝聚力经过几十年革命被革掉了。

 

中国人走向世界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问题。
 

 
 

五月的一个周末，香山饭店的溢香厅传来朗朗读书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副教授杨立华的带领下，四十几位来自企业、政界的精英人士，专注地读着《论语》。在乾元国学教室，老师们常常和学生一起走出北大四院哲学系的小红楼，近则香山，远则香格里拉、桂林，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品味中国文化的真性情。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个人幸福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他是否拥有感受幸福的能力。而朴素的幸福和平静的愉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近在手边，触手可得。
 

这就是国学的魅力，也是为什么每年会有那么多政、企界的精英蜂涌而至学习国学的缘由，一个人要想真正地理解他人，首先要了解自己，而这，唯有醒觉的心灵才能做到。
 

在乾元国学教室学习的李长筑先生是齐齐哈尔阳光热力集团董事长，他的公司负责齐齐哈尔全市的供暖，旗下有2，000多名员工。李先生从孔子的“修己以安百性”发展了自己的观点：“立企先立人，立人先立德，立德先修己，修己先修文。”并把这个观点传给公司的每一个员工。
 

李先生说：“过去我觉得自己做的就是门生意，所以去清华学职业经理管理，一学五年。人有了钱往往会迷失方向，我曾经总是觉得自己幸福指数太低，内心很迷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需要以德的教育治心治身，因此我选择了学习国学，目的是学道，得道，悟道，现在我把这门生意当一项公益事业来做，我要让市民们心暖。”
 

        李先生创立了阳光基金会，每年拿出200万供暖补充代金券，发放给贫困的弱视群体，帮助他们抵交供暖费，齐齐哈尔的供暖标准是18摄氏度，而李先生的要求则是20摄氏度，每年10月15号至4月15号是供暖时间，李先生总是让暖气早一天来，晚一天走。
 

“人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人总是在相互比较，人要学会放下欲望，解脱心灵，真正的快乐是在感恩中产生的。” 李先生不太管公司的事情，他的团队训练有素，凝聚力和决策能力都是一流的。一个月里，李先生有半个月在外面‘闲荡’，来北大听听课，周游各省，他已经从过去的工作狂人，转变为有闲的老相机、硅化玉收藏家和摄影师。
 

乔英刚刚来到乾元国学教室，属于“新鲜人”。她和李先生学国学的目的不同，这位十几岁就远赴英国留学的牛津大学计算机系高材生，回到中国后，又去中欧国际经济管理学院攻下了EMBA学位。现在她又在家人的支持下，和四、五位中欧的同学一起来北大学习国学。
 

乔英有两个中英混血的儿子，一个三岁半，另一个才一岁半，“我曾经跟我的丈夫商量过，他是英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将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乔英深知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是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既便你英文说得再好，再融入英国的主流社会，还是欠缺根基，这个根基并不是所受的高等教育背景，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背景。没有这套文化体系支撑，说出来的话就是人云亦云，中国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文化精髓、处事原则，如果连本民族的文化都说不清是什么，言语中只有西方的东西，而没有中国人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在对外交流中怎么能得到尊重？”
 

她将为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开设一所国际学校，引进英国一所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寄宿式贵族学校。她的国际学校会开设汉语、书法等课程，两个儿子也将接受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我要让他们从骨髓里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液。”乔英说。
 

人生过了三十，到达另一个阶段，如果说过去在牛津大学和中欧国际经管学院所读的书以纯实用主义和功利为目的，那么乔英学国学的动机则完全是心向往之，“过去理性、科学的东西接触得太多了，国学让我学着倾听内心的声音。人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其各自不同的需求，这个时期，我过得充实又幸福。”

 

 

文/编辑 陈梦涵 摄影/杨国伟、杨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