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教育界的两件事激起一股“国学热”，一时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乾元国学教室”，教授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二是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招收大一、大二的在校生，系统地学习国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不同，北京大学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面向成人，是继续教育的一部分，这更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虽然学员面对高昂的学费趋之若鹜，甚至出现了各地企业老板每周末乘坐飞机到北京上课的“壮观”景象，但在赞扬褒奖声中，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花高价去学习传统文化，老板们的学习动机被描述为“附庸风雅”。
200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开办了“乾元西学教室”，教授西方文明的核心理念，课程设置涵盖了西方哲学、宗教、政治、历史各个方面。到现在，西学教室开办一年了，第一期的学员也已毕业，这些参加培训的社会中坚分子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教育专家们对此又有何见解？日前，记者走进“乾元国学教室”和“乾元西学教室”，采访了该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授课教师和学员。
国学与西学：缺一不可
在乾元国学教室，一位来旁听的学员拿了一份西学教室的招生简章，在稍作了解后，马上换了一份国学教室的招生简章。她对记者说：“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有机会、有余力再去了解西学。”
乾元国学教室的授课内容主要是经、史、子、集四部，据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的解释，“经”体现了生命的常态；“史”体现了生命的经验；“子”突出了宽容精神，体现了生命的多元化；“集”是对均衡生命的强调，体现了生命的内涵。
任乾元国学教室授课教师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赵玲玲则认为，在当下，国学既包括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还包含了当下已经发生改变的现状，更包含了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2006年乾元西学教室开课之初，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就指出，“‘西学’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学问，这一点我们要强调，在西方产生、但在中国传播的思想，我们把它叫做‘西学’……西方人是从来不把自己的学问叫做‘西学’，只有中国人才把西方的学问叫做‘西学’。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西学’确切地说不是西方人的学说，而是中国人用汉语表达的西方的学说。”
对于西方，中国人已经不陌生了，17世纪就有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学。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涌入了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开始大量译介西学。从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再到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了解西学、了解西方吗？
赵敦华指出 ：“ 西学里面包含的普遍价值， 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 或者说已经认识到了， 但我们的认识还不统一、 不一致。”因此，他认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乾元西学教室的目的并不是追逐风尚、炒作概念，也不是为赚钱。“西学和国学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或者可以说，国学如果没有西学，就是瞎子，研究国学就失去了现代价值的取向；西学如果没有国学，就是哑巴，研究西学就失去了中国的声音。”“西学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太重要了！”
西学教室的招生简章规定了招生对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处级以上干部。”对于他们，西学教育能给他们什么呢？该培训机构的负责人田丽亚说：“国学教室和西学教室是一个共同的理念，面对社会精英层面的人群，给他们一个返回文化本原的平台，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让他们深入了解文化的根是什么。作为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不光是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也要了解西方文化的根，要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
在采访中，乾元的负责人和授课教师一直都在强调“根”、“返回”、“精神内涵”这样的概念。在国学教室与西学教室的课程中，这些理念一直贯穿其中。学员并非在这里研究训诂、辞章，也不是进行哲理思辨、探求人类终极目标。他们要学的，是国学与西学最精华的部分，知识只是国学与西学的外在，真正对他们有用的，是其背后蕴含的精神。
国学蕴藏着恒久的治世之道与管理智慧。能够掌握、传习、运用国学的综合思维，实现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话，解开管理人的困惑，正是现今的信息时代极为渴求和企盼的。西学与之相似，赵玲玲说：“西方哲学的起点是好奇心，西洋人的好奇心是因为发掘到自己的无知，他想从知的角度去解决心理的恐惧。”西方现代意识的内涵是理性精神和竞争意识，这对于适应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保持我们旺盛的创新能力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造就西学研究专家并不是开办西学教室的宗旨，像这样的在职教育，培养中西融会贯通的企业家、政府事业单位领导是关键。MBA、EMBA在中国已经开办了一段时间，那些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的社会精英们，在实际工作中，面对的大都还是中国人，要了解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成长起来的员工，真正有效地将西方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国学与西学是缺一不可的。
乾元学员：我们急需这种启蒙
当问到来西学教室学习的原因，学员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兴趣”两个字，一位国家干部说：“早就想了解一些西方的哲学、西方的历史，虽然以前有只言片语的了解，但想系统地学一学。没有兴趣，也不会有动力自己去找这些东西来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所谓“西学”，是关于西方研究的简称。在现代学科分类上，它明显具有中国的特征，是相对于西方的汉学或中国研究而言的。但是，北大所办的西学教室另有一番意义，这就是在西学东渐几百年来的历史的基础之上， 对西方文明作一个整体的梳理， 给当代中国社会的中坚阶层提供一个明确的概念， 即什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 在这个基础之上， 给他们提供一个有关西方文明核心内容的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同时也让人们了解这些因素的源流和发展，它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韩水法认为，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无处不在的西方因素，以至于人们都已经将来自西方的因素看作了自己传统的东西，而将自己传统固有的东西又看作了外来的东西。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致命的一点是，由于不能区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因素，那些积极的、持久的、至今依旧有其影响的东西与那些消极的、短暂的、至今已经销声匿迹或处于穷途之末的东西，国人常常不是取法前者，而是将后者当做宝贝不放。这样，就造成双重的危害，一方面，后者通常是中国传统精华的最危险的敌人，另一方面，又没有学到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并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西学教室的课程就是要在这里下一些功夫，来一次对西方文明的正本清源。当然，从目前来看，西学教室的学员都是有很强的求知兴趣、很高的文化自觉性的社会中坚分子，多数人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西学教学的课程首先是学术性和知识性的，这就是说它有系统的课程安排和讲授，提供系统的知识，从古希腊哲学到当代艺术，从西方法律理论到当代电影理论都会教授；其次是开放的和研究式的，讲究教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讨论与互动，教师也会提供许多的参考书，供学员深入学习。这个课程当然也是一个探索，也是我们首先设计出来的。它也会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
一位做企业管理工作的学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对形而上学的看法，以前这个提法是僵化教条的一个代名词，说某人比较迂腐就说他形而上学，经过再学习中还原这个概念， 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 她还说：“ 西方文明的一些核心概念是人类精神的精华， 但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 一直是用带有贬义的味道来介绍，拿过一个词来不加分析就说是错的，这对我们的思维是一种阻碍。”
乾元西学教室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请西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概念进行详细解读，厘清其中一些有争议的理论和概念，成就一些中西融会贯通、真正拥有国际化眼光和思维方式的管理人员。
学费问题一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国学教室和西学教室遭争议的主要原因。确实，高额学费并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对于这个问题，田丽亚有她自己的解释：“客观地说，这个学费不算高，这要根据现在高端培训来横向比较以及从我们课程的内容看。比如MBA、EMBA，只要大家明白了我们从国外引进的类似这样成熟的管理课程，对我们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帮助的，就都接受了它们的高学费，而且，不管多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而乾元国学教室、西学教室带给企事业管理者的是由器向道的升华，我们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是精神的、思想的，我们的师资及课程设置都是最强的。如果这样比较，我们的课程应该是超值的。”
比起动辄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MBA、EMBA学费，国学教室、西学教室的学费并不算高，可这些课程真的物有所值吗？对于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回答莫过于学员们自己。在直接提问下，学员们都毫不犹豫地回答：值。他们认为，从文化内涵来讲，国学与西学教室的思想性的深刻程度更厚重。
在当前国学大热的背景下，开办西学教室是有一点风险的。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学习、家庭教育的环境里，接受起来并不困难，甚至带有相当的主动性。而西学对于国人，仍然需要有个接受的过程。正如采访中一位学员发出的感慨：“中国太需要这样的启蒙了！”
教育专家：为教育缺憾补一堂课
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赵玲玲坦率地说：“说实话，成人教育基本上是亡羊补牢，虽然犹未晚，但是已然晚。”据她介绍，在台湾地区，虽然有相关的国学、西学教育，但没有在中学乃至大学系统开设相关课程。这与内地情况相似，自我们接受教育开始，就没有一门课程来系统地教授国学、西学知识。
记者还就此问题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教授，他说：“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方案里面大多是专业教育，所谓通识方面又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社会的核心概念涉及较少，这样一来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缺憾。”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也持同样的观点：“现在太注重专业教育，缺失了人文教育。”
针对这种情况，别敦荣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大学开设诸如《西学概论》、《西方政治》、《西方社会》等课程，进行系统化的西学教育；国学也采用相似的措施，以求解决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所出现的缺憾。
但赵玲玲对此有不同意见——以开设相关课程的形式在国民教育体制中开展系统的国学、西学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具体操作起来，目前来讲还有困难。她说：“困难在于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比如欣赏一出戏，你得先了解这部戏，谁写的，当时为什么编这个剧目，这样欣赏才能够进入状况。”她认为，师资力量的缺乏是在国民教育体制中开展国学、西学教育的最大障碍。
北京大学哲学系乾元国学、西学教室学员主要是政府部门、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社会精英。可是知识体系的欠缺让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这才出现外地老板坐飞机到北京补课的情景。乾元国学、西学教室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以成人教育的形式，依托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富的教学资源，为这些人补一堂课，也为现行教育体制的缺憾补一堂课，以完善国民教育体系。
在接受采访的专家中，对于国学、西学教室的开办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刘海峰说：“管理人员了解国学、西学这样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哲理方面的东西，虽然表面看起来没什么用，但在他们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会有帮助。”
别敦荣说：“我看到有些报道，说老总把国学、西学当做身份象征，丧失了国学、西学对于人的素质培养的最基本功能，这些看法有失偏颇。对老总也好，一般员工也好，进行国学教育都是有必要的。”
但他进一步指出：“国学、西学教室实际上是对教育缺憾的一种补充，他们不是专门组织专家去研究国学、西学，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普及性的工作，对一般的人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其实是很容易达到的。”
虽然是一些基本的知识，但由于教育的缺憾却成为通识教育中的突出问题，也许以后教育不断发展，从小就接受全面的教育，国学、西学教育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这样全面的教育。正如赵玲玲所说，亡羊补牢虽“已然晚”，但“补课”的积极作用仍然不容忽视。
乾元教室负责人田丽亚说：“我们对国学、西学的普及，对西方全面的了解，都是应该从小抓起，这是百年大计。但是我们得积极面对当下这个国学、西学教育缺失的情况，设计一些更符合成年人学习的课程，研究如何为成年人补上这一课。” ■
新闻发布时间:200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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