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从山西游学回京已两月有余。累在案头的许多书籍，越读越觉厚重，心上也跟着厚重起来。光影交叠，那些沉淀下来的记忆，要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呵----唯有拙笔一支，且忆且记。

2016年4月12日，晋地喜相逢。应北大同窗和建刚班长邀约，我与乾元师生三十余人在太原集合，共同展开山西游学之旅。和班长携夫人，在晋祠国宾馆，盛情款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游学活动热心负责人狄铭学长详述此行采风之路。感动于山西同学的热情周致，就这样，我们在三晋大地蓬蓬勃勃地壮大了队伍，满怀期待。

三晋大地，东有太行俯瞰华北平原宽广，北接长城沟通塞外草原风光，西南有吕梁、黄河环抱，险要非常。“表里山河”自古乃兵家必争，战略重地，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交汇枢纽。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西侯度文化和丁村文化遗址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山西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陶寺的考古发现，证实“尧都平阳”的历史传说。在华夏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山西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淀既厚，山西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誉。对于我们这群文化学子来说，怎能不期待呢？

一、晋祠，唐晋之源

在《吕氏春秋•审应览》中，我们曾读到“剪桐封弟”的典故。“剪桐”的传说并不能考证，但叔虞在封唐之后，德行惠民，确实让唐国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叔虞死后，其子燮继位，因境内有晋水，故而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缅怀叔虞的功绩，就在悬瓮山下、晋水源头建祠奉祀，于是有“晋祠”。晋国宗祠，便是我们山西之行首站。乾元师生荣幸获得了晋祠博物馆馆长的亲自接待。她向我们介绍：难老泉、侍女像、周柏乃晋祠三绝; 圣母殿、鱼沼飞梁、献殿为晋祠三宝。且行且游，景物历历。而要怎样理解晋祠之美？如何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呢？作为国学爱好者，我不禁展开一翻思索。

不改于礼

祭祀文化、宗祠文化，让晋祠历经千数年，不改于礼。祭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报本”，《荀子•礼论》中这样理解：“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 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尊敬的是“天地君亲师”，报本的思想来自人们淳朴的“仁”，是一种对生命的爱和感恩。“报本”思想也是礼教朴素的群众基础，《论语》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祭祀文化，对于古代君主政治来讲，是极重要的。君子“据于德”，自古以来，君位统治的合理性，在于对德行的考察。不同于道家文化的“无为之天”，在儒家文化中，自然之天，蕴含圣人的美德品质。北宋程颐认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以圣人之德参天之德，以圣人之仁，参天地之仁。在祭祀文化中，天子将德行彰显传承，是天子以德配位的合理性展示。世人知圣人之德，便知天。于是，历代君主多有修缮晋祠，巩固权力。 “于赫圣祖，龙飞晋阳”，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建立唐朝后，李世民到此感谢唐叔虞神恩，撰文《晋祠铭》，歌颂唐叔虞治国策略，借以宣扬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唐朝皇室政权。

宗祠文化，对百姓来说，也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孟子》有“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让老百姓生死无憾就是王道了。宋代朱熹开始提倡家族祠堂，自此，儒家加强了对平凡人生死的终极关怀，儒家文化才真正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流，具有非凡的凝聚力。晋地作为王氏发源地，在晋祠中建有王氏宗祠。每一年，全球各地的王氏后裔，纷至沓来，行祭祀祖先之礼。

 

 

老百姓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在儒道文化的共同的影响下，演化出了许多“人神合一”的美丽神话。山有山神，河有河伯，而养育晋地之晋水，则被神话成了一位“水母娘娘”。

圣母殿，超越了唐叔虞祠，成为晋祠主殿。是为奉祀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周成王的母亲邑姜所建。邑姜是周武王治理天下十贤臣之中唯一的女性，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她的传说，当中凝聚了百姓朴素的敬畏与崇拜。信奉好古，于是又寄托了许多对生活的美好希望。

晋祠中还有纪念鲁班祖师的公输子祠；晋祠中殿堂亭台、桥梁画壁，能工巧匠均不贪功留名，都说受了鲁班祖师的指点。应县木塔、解州的关帝庙，也是同样。建筑落成，要拜鲁班祖师。谦谦品格，这不也正是“为而不恃”的道家风骨吗？

在晋祠方圆内，儒释道文化皆可罗致，并且和谐共生。“礼之用，和为贵。”岁月兴衰，晋不改于礼。

 

 

古拙之美

 

晋祠的吸引力是非凡的，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元好问等都曾在此处流连并提下诗篇。悬瓮山下，树阴流郁，阡陌如画。诗仙李白故游此地，曾写下：“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喜于此处水乡风光。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晋祠无言之美。

山西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晋祠是宋代建筑典范。楼宇烈先生说过“文化中的艺术精华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朱良志先生曾写下“中国艺术家在于传达一种永恒的哲思。打破了时间的秩序，使得亘古的永恒就在此在的鲜活中呈现。”晋祠中所呈现的，正是打破时间秩序的中国古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

圣母殿建于北宋天圣年间，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剪边。殿前廊进深两间，极为宽敞，是中国古建中的“副阶周匝”制实例。殿前廊柱上有木雕盘龙八条，栩栩如生。193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访晋祠，他们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写道： “又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梁先生认为圣母殿“由结构及外形姿势看，较《营造法式》的做法的确更古拙豪放，应当是我国北宋建筑中的精华之作”。

鱼沼飞梁在圣母殿和献殿之间，古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沼中多鱼，故曰：“鱼沼”；其上伫立着十字形桥，“架虚为桥，若飞也。”故曰：“飞梁”。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有“枕山际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梁思成先生说：“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人像雕塑是很少的（佛道造像除外），在圣母殿内，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并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塑像如真人大小比例，姿态自然，是根据宋代宫廷“六尚制”塑造的。她们各有专职身份、性格各不相同。这些彩塑对于研究北宋宫廷生活，衣冠服饰以及研究宋代彩塑艺术都有重要价值。

“以道统艺，由艺臻道”，楼宇烈先生曾这样讲“中国艺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双重创作。强调内涵，而不是看重外在形式。创作是以立意、传神、韵味、吸引、生动作为最高标准。”我们在欣赏中国传统艺术的时候，要整体的浑然的感受中国文化，感受那些穿越历史而来的人生艺术之境。

儒从周，艺从宋。宋代艺术典范之一就是晋祠。那么，自然浑然的状态下，走近她，是什么感觉呢？是“天工的、自然的、平淡的、天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穿透力恰恰是不尖锐的。她是朴素的，我们置身其中，虽处处艺术珍宝，却不浮华躁动。穿走其间，她又是肃穆、敦厚，舒适的。老子言“大巧若拙”，浑然的朴素，却蕴含不可逾越的美感。顺势、不强为，具足生命颐养的功夫。此处一物，似本有一物。此处亭台楼阁，似天工成之。中华艺术效法自然，那种本然的状态，使人对生命的体验更加强烈。

中华艺术与世界相悠游，是与世界同在。

二、简撷，晋之兴衰

记得，在许多山西会馆中，都供奉着“关羽夜读《春秋》”的雕像，如徐州的山西会馆、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关羽熟读《春秋》，寓意着“文武双全”。在我眼中，却看到了晋地的太多东西，借明代戏词一用：“兵戈扰乱、民涂炭”、“诗书赋广、礼义观阑”、“试看我凛凛钢刀扶社稷，明晃晃银烛照赤胆忠肝”、“忠义精神，后世规范”、“似这等长夜漫漫，待旦何时旦”……

春秋惊梦

“华夏故国三千载，风云春秋六百年”。我们走进曲沃晋国博物馆参观学习，它依“曲村——天马遗址”而兴建， 该遗址处发现了九组十九座晋国诸侯及夫人墓葬，十座车马坑，并拥有中国商周时期最大车马坑。

我们都知道，周朝将墓地制度纳入礼制体系，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等级成员墓地有别，而且在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等方面也有很大差距。在西周诸侯国一级的国君墓葬中，晋国的晋侯墓地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唯一一座墓地。这次参观让我们在现场比较中，感受到了墓葬礼制体系的差异。很是震撼。

在参观晋侯墓地大量珍贵文物的同时，我们也重温了晋文化由肇始、兴盛到衰落的历史。

晋国作为春秋时期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从公元前1040年前后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到公元前376年“晋绝不祀”，历时660多年，传38位国君，强盛时将陕西、河南、河北、内蒙的部分地区也纳入其中。 晋国历史上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文侯勤王、曲沃代翼、骊姬之乱、文公称霸、迁都新田、悼平复霸、黄池失霸、水灌晋阳、三家分晋。

晋国往事中，有一些美丽的篇章。传说叔虞受封后，励精图治，鼓励民众发展农牧生产、兴办水利，使得唐国政通人和，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叔虞治理政绩斐然，感召上天，唐地田野里长出了“异母同颖”的高产谷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嘉禾”，唐叔虞将此虔诚地献给周王室，周公特作《嘉禾》以示上天对周朝的眷顾。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春秋时代叱咤风云的晋文公，品格高尚宁死不受禄的介子推。对于百姓来讲，在文侯之后的晋国分裂时期，由于内战的频繁，已经令普通人民产生了怀疑。在《诗经•唐风》中有一首《鸨羽》就提出了“悠悠葵，曷其有常”的疑问。大臣师旷就劝谏平公要懂得节制和减轻国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在与世卿的斗争中占得优势。

讲讲另一方面，“ 春秋无义战”，晋地特别多。曲沃武公在“曲沃代翼”的征途上，连杀数代晋国国君，最终贿赂周釐王，当上了晋武公。这事成为礼乐崩坏的初始指标事件。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为了消除“内部隐患”，将前几代君王的“龙子龙孙”，也就是他的叔伯兄弟、堂叔伯兄弟统统杀光，然后把原晋国国度翼扩充，命名为绛，绛代表了血的红色，晋献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权力，在制度上为了晋国未来的崛起称霸奠定了基础。但是宫室衰微，也注定了“三家分晋”的结果。

在读春秋历史的时候，内心常忍不住地期盼呼喊，期盼诸子理论诞生，那些我们奉为经典的智慧，不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历史车轮滚滚作响，晋地迎来了礼乐文明、关公忠义。

 

 

风云际会

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颐祖禹曾这样描述山西，“表里山河，称为顽固”；“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这几句话道出了山西的特殊地域特征与重要战略意义。山西之内山河错落，地势中低周高。奔腾的黄河是天然的屏障，北部外有阴山阻隔、内有长城保护，有极强的战略防御功能。山西南部是典型农耕文化区，物资富足，唐太宗言：“河东殷实，京邑所资。”山西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被称为“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

山西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之地，山西北接“戎狄”，南连中原。北方少数民族彪悍好战、策马扬鞭。纵观中国历史，带给中央政权威胁的往往就是他们。而山西处于王土与戎狄之间，肩负着抵御北方民族南下入侵的保卫任务，占据关乎安危存亡的重要战略地位。为防止匈奴入侵，东汉政府派重兵驻守山西，《后汉书》中有“筑堡垒、起烽燧、十里一堠”。李孟存评价山西为“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再举一例反，因忌惮龙兴之地，宋太宗赵光义处心积虑地火烧水淹晋城，若非此举，靖康之耻可能避免，北宋的历史也可能改写。还记得自己过去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拙笔写下：“龙城兴，赵氏畏，烈火焚，仁义废，再使大水溺焦泪，十万故英魂，坟中悲鸣，晋地枯，他日山河破碎，无力再挽回。”

然而，斗争是有的，融合更是有的。光绪年间修订的《山西通志》记载：“春秋时，并北之地胥为狄居，以至战国，渐为晋有。然亦只及晋阳、狼孟、孟而止，以北则尚未狄境。洎赵拓境，灭代、楼烦，而并北乃入中土”。钱穆先生指出春秋时期“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历史上，山西多次被少数民族管辖统治，民族交融、不同民族之间通婚杂居，使双方文化不断渗透，山西人本身也吸收了少数民族剽勇、质朴的性格特征，加上山西本土“重信守义”的文化底蕴，逐渐形成了日后晋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来源。

山西是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太行山间八径是山西商人出关贸易重要路径，山西境内河道四通八达，积极促进对内、对外贸易。“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明朝前期，政府施行“开中法”政策，山西人抓住了这一良好的商业机会，运送军需物资抵达边关，换取“盐引”，再到指定地区收盐、售盐，从中获利。这为晋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其走出本省，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石。晋商还积极打破传统思维，以地域关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稳固的商业团体，推动晋商在各行业贸易中展露身手。尤其在金融业、茶业中，晋商独占鳌头，足迹踏遍西北、东北、蒙古、俄罗斯、日本等地。晋商类似于现代股份制经营模式的合伙经营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些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人之前。” （未完待续）

 

 

 

新闻发布时间:20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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