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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山西游学之旅(上)
发布时间:2016-8-23    发布作者:admin    

          

 

     不知不觉,从山西游学回京已两月有余。累在案头的许多书籍,越读越觉厚重,心上也跟着厚重起来。光影交叠,那些沉淀下来的记忆,要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呵----唯有拙笔一支,且忆且记。

2016412日,晋地喜相逢。应北大同窗和建刚班长邀约,我与乾元师生三十余人在太原集合,共同展开山西游学之旅。和班长携夫人,在晋祠国宾馆,盛情款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游学活动热心负责人狄铭学长详述此行采风之路。感动于山西同学的热情周致,就这样,我们在三晋大地蓬蓬勃勃地壮大了队伍,满怀期待。

三晋大地,东有太行俯瞰华北平原宽广,北接长城沟通塞外草原风光,西南有吕梁、黄河环抱,险要非常。“表里山河”自古乃兵家必争,战略重地,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交汇枢纽。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西侯度文化和丁村文化遗址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山西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陶寺的考古发现,证实“尧都平阳”的历史传说。在华夏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山西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淀既厚,山西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誉。对于我们这群文化学子来说,怎能不期待呢?

一、晋祠,唐晋之源

在《吕氏春秋•审应览》中,我们曾读到“剪桐封弟”的典故。“剪桐”的传说并不能考证,但叔虞在封唐之后,德行惠民,确实让唐国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叔虞死后,其子燮继位,因境内有晋水,故而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缅怀叔虞的功绩,就在悬瓮山下、晋水源头建祠奉祀,于是有“晋祠”。晋国宗祠,便是我们山西之行首站。乾元师生荣幸获得了晋祠博物馆馆长的亲自接待。她向我们介绍:难老泉、侍女像、周柏乃晋祠三绝; 圣母殿、鱼沼飞梁、献殿为晋祠三宝。且行且游,景物历历。而要怎样理解晋祠之美?如何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呢?作为国学爱好者,我不禁展开一翻思索。

不改于礼

祭祀文化、宗祠文化,让晋祠历经千数年,不改于礼。祭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报本”,《荀子•礼论》中这样理解:“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 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尊敬的是“天地君亲师”,报本的思想来自人们淳朴的“仁”,是一种对生命的爱和感恩。“报本”思想也是礼教朴素的群众基础,《论语》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祭祀文化,对于古代君主政治来讲,是极重要的。君子“据于德”,自古以来,君位统治的合理性,在于对德行的考察。不同于道家文化的“无为之天”,在儒家文化中,自然之天,蕴含圣人的美德品质。北宋程颐认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以圣人之德参天之德,以圣人之仁,参天地之仁。在祭祀文化中,天子将德行彰显传承,是天子以德配位的合理性展示。世人知圣人之德,便知天。于是,历代君主多有修缮晋祠,巩固权力。 “于赫圣祖,龙飞晋阳”,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建立唐朝后,李世民到此感谢唐叔虞神恩,撰文《晋祠铭》,歌颂唐叔虞治国策略,借以宣扬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唐朝皇室政权。

宗祠文化,对百姓来说,也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孟子》有“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让老百姓生死无憾就是王道了。宋代朱熹开始提倡家族祠堂,自此,儒家加强了对平凡人生死的终极关怀,儒家文化才真正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流,具有非凡的凝聚力。晋地作为王氏发源地,在晋祠中建有王氏宗祠。每一年,全球各地的王氏后裔,纷至沓来,行祭祀祖先之礼。

 

 

老百姓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在儒道文化的共同的影响下,演化出了许多“人神合一”的美丽神话。山有山神,河有河伯,而养育晋地之晋水,则被神话成了一位“水母娘娘”。

圣母殿,超越了唐叔虞祠,成为晋祠主殿。是为奉祀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周成王的母亲邑姜所建。邑姜是周武王治理天下十贤臣之中唯一的女性,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她的传说,当中凝聚了百姓朴素的敬畏与崇拜。信奉好古,于是又寄托了许多对生活的美好希望。

晋祠中还有纪念鲁班祖师的公输子祠;晋祠中殿堂亭台、桥梁画壁,能工巧匠均不贪功留名,都说受了鲁班祖师的指点。应县木塔、解州的关帝庙,也是同样。建筑落成,要拜鲁班祖师。谦谦品格,这不也正是“为而不恃”的道家风骨吗?

在晋祠方圆内,儒释道文化皆可罗致,并且和谐共生。“礼之用,和为贵。”岁月兴衰,晋不改于礼。

 

 

古拙之美

 

晋祠的吸引力是非凡的,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元好问等都曾在此处流连并提下诗篇。悬瓮山下,树阴流郁,阡陌如画。诗仙李白故游此地,曾写下:“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喜于此处水乡风光。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晋祠无言之美。

山西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晋祠是宋代建筑典范。楼宇烈先生说过“文化中的艺术精华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朱良志先生曾写下“中国艺术家在于传达一种永恒的哲思。打破了时间的秩序,使得亘古的永恒就在此在的鲜活中呈现。”晋祠中所呈现的,正是打破时间秩序的中国古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

圣母殿建于北宋天圣年间,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剪边。殿前廊进深两间,极为宽敞,是中国古建中的“副阶周匝”制实例。殿前廊柱上有木雕盘龙八条,栩栩如生。193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访晋祠,他们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写道: “又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梁先生认为圣母殿“由结构及外形姿势看,较《营造法式》的做法的确更古拙豪放,应当是我国北宋建筑中的精华之作”。

鱼沼飞梁在圣母殿和献殿之间,古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沼中多鱼,故曰:“鱼沼”;其上伫立着十字形桥,“架虚为桥,若飞也。”故曰:“飞梁”。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有“枕山际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梁思成先生说:“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人像雕塑是很少的(佛道造像除外),在圣母殿内,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并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塑像如真人大小比例,姿态自然,是根据宋代宫廷“六尚制”塑造的。她们各有专职身份、性格各不相同。这些彩塑对于研究北宋宫廷生活,衣冠服饰以及研究宋代彩塑艺术都有重要价值。

“以道统艺,由艺臻道”,楼宇烈先生曾这样讲“中国艺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双重创作。强调内涵,而不是看重外在形式。创作是以立意、传神、韵味、吸引、生动作为最高标准。”我们在欣赏中国传统艺术的时候,要整体的浑然的感受中国文化,感受那些穿越历史而来的人生艺术之境。

儒从周,艺从宋。宋代艺术典范之一就是晋祠。那么,自然浑然的状态下,走近她,是什么感觉呢?是“天工的、自然的、平淡的、天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穿透力恰恰是不尖锐的。她是朴素的,我们置身其中,虽处处艺术珍宝,却不浮华躁动。穿走其间,她又是肃穆、敦厚,舒适的。老子言“大巧若拙”,浑然的朴素,却蕴含不可逾越的美感。顺势、不强为,具足生命颐养的功夫。此处一物,似本有一物。此处亭台楼阁,似天工成之。中华艺术效法自然,那种本然的状态,使人对生命的体验更加强烈。

中华艺术与世界相悠游,是与世界同在。

二、简撷,晋之兴衰

记得,在许多山西会馆中,都供奉着“关羽夜读《春秋》”的雕像,如徐州的山西会馆、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关羽熟读《春秋》,寓意着“文武双全”。在我眼中,却看到了晋地的太多东西,借明代戏词一用:“兵戈扰乱、民涂炭”、“诗书赋广、礼义观阑”、“试看我凛凛钢刀扶社稷,明晃晃银烛照赤胆忠肝”、“忠义精神,后世规范”、“似这等长夜漫漫,待旦何时旦”……

春秋惊梦

“华夏故国三千载,风云春秋六百年”。我们走进曲沃晋国博物馆参观学习,它依“曲村——天马遗址”而兴建, 该遗址处发现了九组十九座晋国诸侯及夫人墓葬,十座车马坑,并拥有中国商周时期最大车马坑。

我们都知道,周朝将墓地制度纳入礼制体系,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等级成员墓地有别,而且在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等方面也有很大差距。在西周诸侯国一级的国君墓葬中,晋国的晋侯墓地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唯一一座墓地。这次参观让我们在现场比较中,感受到了墓葬礼制体系的差异。很是震撼。

在参观晋侯墓地大量珍贵文物的同时,我们也重温了晋文化由肇始、兴盛到衰落的历史。

晋国作为春秋时期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从公元前1040年前后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到公元前376年“晋绝不祀”,历时660多年,传38位国君,强盛时将陕西、河南、河北、内蒙的部分地区也纳入其中。 晋国历史上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文侯勤王、曲沃代翼、骊姬之乱、文公称霸、迁都新田、悼平复霸、黄池失霸、水灌晋阳、三家分晋。

晋国往事中,有一些美丽的篇章。传说叔虞受封后,励精图治,鼓励民众发展农牧生产、兴办水利,使得唐国政通人和,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叔虞治理政绩斐然,感召上天,唐地田野里长出了“异母同颖”的高产谷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嘉禾”,唐叔虞将此虔诚地献给周王室,周公特作《嘉禾》以示上天对周朝的眷顾。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春秋时代叱咤风云的晋文公,品格高尚宁死不受禄的介子推。对于百姓来讲,在文侯之后的晋国分裂时期,由于内战的频繁,已经令普通人民产生了怀疑。在《诗经•唐风》中有一首《鸨羽》就提出了“悠悠葵,曷其有常”的疑问。大臣师旷就劝谏平公要懂得节制和减轻国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在与世卿的斗争中占得优势。

讲讲另一方面,“ 春秋无义战”,晋地特别多。曲沃武公在“曲沃代翼”的征途上,连杀数代晋国国君,最终贿赂周釐王,当上了晋武公。这事成为礼乐崩坏的初始指标事件。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为了消除“内部隐患”,将前几代君王的“龙子龙孙”,也就是他的叔伯兄弟、堂叔伯兄弟统统杀光,然后把原晋国国度翼扩充,命名为绛,绛代表了血的红色,晋献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权力,在制度上为了晋国未来的崛起称霸奠定了基础。但是宫室衰微,也注定了“三家分晋”的结果。

在读春秋历史的时候,内心常忍不住地期盼呼喊,期盼诸子理论诞生,那些我们奉为经典的智慧,不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历史车轮滚滚作响,晋地迎来了礼乐文明、关公忠义。

 

 

风云际会

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颐祖禹曾这样描述山西,“表里山河,称为顽固”;“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这几句话道出了山西的特殊地域特征与重要战略意义。山西之内山河错落,地势中低周高。奔腾的黄河是天然的屏障,北部外有阴山阻隔、内有长城保护,有极强的战略防御功能。山西南部是典型农耕文化区,物资富足,唐太宗言:“河东殷实,京邑所资。”山西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被称为“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

山西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之地,山西北接“戎狄”,南连中原。北方少数民族彪悍好战、策马扬鞭。纵观中国历史,带给中央政权威胁的往往就是他们。而山西处于王土与戎狄之间,肩负着抵御北方民族南下入侵的保卫任务,占据关乎安危存亡的重要战略地位。为防止匈奴入侵,东汉政府派重兵驻守山西,《后汉书》中有“筑堡垒、起烽燧、十里一堠”。李孟存评价山西为“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再举一例反,因忌惮龙兴之地,宋太宗赵光义处心积虑地火烧水淹晋城,若非此举,靖康之耻可能避免,北宋的历史也可能改写。还记得自己过去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拙笔写下:“龙城兴,赵氏畏,烈火焚,仁义废,再使大水溺焦泪,十万故英魂,坟中悲鸣,晋地枯,他日山河破碎,无力再挽回。”

然而,斗争是有的,融合更是有的。光绪年间修订的《山西通志》记载:“春秋时,并北之地胥为狄居,以至战国,渐为晋有。然亦只及晋阳、狼孟、孟而止,以北则尚未狄境。洎赵拓境,灭代、楼烦,而并北乃入中土”。钱穆先生指出春秋时期“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历史上,山西多次被少数民族管辖统治,民族交融、不同民族之间通婚杂居,使双方文化不断渗透,山西人本身也吸收了少数民族剽勇、质朴的性格特征,加上山西本土“重信守义”的文化底蕴,逐渐形成了日后晋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来源。

山西是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太行山间八径是山西商人出关贸易重要路径,山西境内河道四通八达,积极促进对内、对外贸易。“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明朝前期,政府施行“开中法”政策,山西人抓住了这一良好的商业机会,运送军需物资抵达边关,换取“盐引”,再到指定地区收盐、售盐,从中获利。这为晋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其走出本省,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石。晋商还积极打破传统思维,以地域关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稳固的商业团体,推动晋商在各行业贸易中展露身手。尤其在金融业、茶业中,晋商独占鳌头,足迹踏遍西北、东北、蒙古、俄罗斯、日本等地。晋商类似于现代股份制经营模式的合伙经营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些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人之前。” (未完待续)

 

 

 

新闻发布时间:20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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