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礼仪之邦 

 ◎李国鹏  国学八期

          太原北辰学堂校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余英时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现代儒学的困境》，揭示了现代儒学无处落足的现状处境，其中用了很有意味的词——“游魂”。

问题提出来了，一直有各界人士不断去回答，比如新儒家一直致力于儒家心性之学与科学与民主的融合，从而构建新的“内圣外王”学说；比如力挺王官儒学的蒋庆先生等还是坚持要让孔子重回政治权力中心；比如李泽厚先生认为“西体中用”是现实之良方；比如倡导儒家要成为儒教的人士要力挺让孔子成为如耶稣、默罕默德般的教主或神灵。孔子及儒学将如何在现代发挥作用，担任什么角色？如何才能让“游魂”附体？晚学虽非学者专家，德薄才疏，但也愿以浅薄之见发一些感慨来求教于大方之家。

孔子当年心怀天下周游列国，在理想与可以实现理想的权力中心之间奔走，最后他放弃了与权力合作，最终选择以文化教育的方式来传道而成为至圣先师。汉代的董仲舒让儒家登堂入室成为王官显学，开启了孔子的思想和政治权力中心之间两千余年的结合。历代王朝更替，但礼乐教化成为中国人主体教育宗旨、内容及形式而历久不衰。直至西学东渐，在中国引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制被推翻后，孔子之地位从被质疑到衰落到一落万丈，礼教也被吴虞等称为“吃人”，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直至今日此说依然不乏于耳。

于是，礼教是否吃人在中国成了一个问题，百年来争吵不休。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中谈到，如果说“吃人”，“吃人”的东西实在不少，自由平等何尝不“吃人”，宗教信仰、政治上的主义或学说何尝不“吃人”。历史上的兴盛衰亡原因种种，须从源头及本质上加以考察。

中华民族在发展中获得了一个与其他民族文化特征相区别的雅称：“礼仪之邦”，不是说其他民族没有礼，而是我们的礼之意义、范畴、形式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相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表征。国学大师钱(穆)宾四先生在回答美国学者邓尔麟关于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时，高屋建瓴地回答“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中国文化之心”，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是人类生活中逐步随着蒙昧的开启、文明的进步逐步形成的。人类也历经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阶段，而“以礼明伦”成为人自别于禽兽的界限。在生活中合理的举止善行会得到认可和模仿，乃产生了礼俗。所以礼是自然产生的。秩序虽然是要受约束，但是也起到被保护的作用。每个人的自律礼让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个道理是古人早就清晰的。而到被王国维先生称为“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武王克商”“周公制礼做乐”让古代社会具有了鲜明的道德人文思想的文化特征，从而基本摆脱了人以占卜猜测天的意志而决定人的行动。从而中国文化重人本而非物本或神本的特色形成系统的主体文化架构体系。

而孔子及其弟子把礼的精神、意义、原理进行了阐发。孔子的思想也被称为“仁学”，其实是“内仁外礼”之学。内在的道德和外在的行为形成统一。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使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在政治体制管理方面，孔子提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策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过分强调虽表面上看起来百姓遵纪守法，但内心没有荣辱。最根本的还是人心的净化，以道德理性来指导外在的行为规范，从而“德辉动于内，而礼发诸于外”，提高人的素质修养格调。

历经百年沧桑，今天的中国可谓国富兵强。GDP已经是世界第二，只要和平稳定的发展，成为第一是指日可待的。我们也拥有了世界较为先进的航空航天、工业制造及武器装备。所以我们对于挑衅的蛮夷是有底气保家卫国的。然而整体国民素质（当然包括官员）、文化修养、民族本色、气节、精神、信仰确实成了我们的软肋。真正的强国应该不只是表现在物质上！去欧美旅游的都曾见过汉字指示牌：“不要随地吐痰”，“不要踩踏草坪”，“不要高声喧哗”。餐厅里挂的是“吃多少点多少”；我们的公车上、车站内、广场上，人声嘈杂，大嗓门成了中国特色。噪声的制造怪相还包括餐厅里，竟然是表达敬意的“敬酒礼”乒乒乓乓的“过电”。不怀好意的某日本媒体把上海世博会中国人的失礼视频播了连续剧。传统中“远亲不如近邻”的精神被彻底打破，家家防盗门窗，几年对门不搭一句腔成了非常正常的现象。塞车几乎是城市繁华的标志，然而塞车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没有礼让意识。而自古传承的家教变得苍白无力，几乎是家家“幼者先，长者后”，孝道岂不成了颠倒？。

而另外一个鲜明的现象就是西礼成风。民族礼仪是能够区别此民族与彼民族的最明显标志。在文化、地域等诸多条件中生长的不同人群礼仪是不同的，而割断了传统的中国人在日常中被西方礼仪几乎全部笼罩。“过洋节”是当今的时代特色，圣诞节的热闹程度不亚于基督教国家；情人节国内一天玫瑰花的销售额可以建设几百所希望小学；感恩节、父亲节、母亲节，是洋节就过。当今所有的节日都被赋予一个主题：快乐！或许有人也会收到“清明节快乐”这样的祝福短信。我们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过生日要唱外国歌的国家。当然这不稀奇，就像我们的《新华字典》也要用英文字母来查一样不稀奇。现在包括农村的新娘都会在婚礼上穿上洁白的婚纱，丝毫不会理会我们传统中红白事服装的颜色是有不同含义的。清明扫墓要文明祭祀，所以很多人选择用鲜花，殊不知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传统。祭祀用鲜花，看病人如今也用鲜花。面对送花的来访者，一位病床上的老人无奈的流泪感慨：鲜花不常在，不祥之兆啊。

今人大谈国际化、现代化，大谈礼仪也须与国际接轨。其实“入乡随俗”“客随主便”，访客对主方的风俗习惯、礼仪形式、生活形态表示尊重，是古今中外基本的交往原则。我们如果到了国外看到的、听到的、包括饮食及餐具全部都是中国的，会不会失望呢？费孝通先生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十六字精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是个百花园，每个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其中鲜艳的花朵，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美，各自尊重自己的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要欣赏借鉴其他文化的美，“和”是原则而不趋“同”。所有的花朵争奇斗艳，这才构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

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古礼当然不必完全照搬。然而任何社会制度、仪轨的设立都不能是孤立的，凭空想象的，或“邯郸学步”照搬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就可以长治久安那是痴人说梦。顺应历史的潮流不仅仅要注意阶段发生的变化，而更应注意历史的整体性才不会成了“大狗熊掰玉米”。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商根据夏的礼来损益，周根据商的礼来损益，根据遵循传统这个原则，有不变的宗旨和根据时势而变化的方式，当然百世亦可知了。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熹）晚年非常注重礼仪的重建：“礼乐废坏，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这个大大的人何时出来还未可知，然而有一线脉络却也引人深思。两汉后特别是朱子以后的学者对“家礼”“家训”的重视成为风气，而古代“礼不下庶人”，只是上层贵族通过朝廷制度来进行礼仪行为，对基层百姓没有要求，或要求很低。而朱子注重家礼的建设（如今在韩国朱子家礼依然盛行），这个家虽然还是家族，已经和先秦的家族不可等同了。通过家礼、容礼、人生常礼的推广落实让礼逐步接了地气落到了民间。

人生常礼的继承弘扬在今天亦有巨大意义。《礼记》说：“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人为万物之灵，一生从出生、长大、年老乃至死后，一直不断地享受着文明的福祉。

冠礼笄礼是古代男女成长的必然经历，据有关数据所查，目前接近百分之九十的青年没有接受过成人仪式。礼仪的形式可以重新考虑，但“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的古训是需要重视的。“成人”的意识、概念需要强化。给即将踏入社会的青年一个特殊的场合（比如文庙，学校的礼堂等），郑重的仪式让其有所感受认识到今后的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父母的教育成果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当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今的婚礼几乎都是大摆宴席，收礼和礼金画了等号。仪式几乎完全西式，爱情成为唯一的主题。爱情和亲情、友情相比，变动较大，稳定性较低。结婚意味着不仅仅拥有爱情更增加了友情，以及人类最质朴最真挚的亲情。喊了几十年的爱情，离婚率很多城市都已过半，真是莫大的讽刺。传统中婚礼是合二姓之好，两个家族有了亲属关系而交往亲近增加，而传承生命是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周礼》规定：女孩出嫁前要提前三个月学习婚后的行为礼节以便能和谐家庭。婚礼上明确责任承担的变化，今后的岁月不仅仅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为配偶负责，还要为自己婚前的父母及婚后的双方父母负责，以及承担社会责任：教育子女成为品学兼优的人才。

丧祭之礼在古代是非常重视的，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孝道是天经地义之事。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不仅要守孝，还要发而中节，哀不伤身。三年之丧在今天的民间依然残存，比如有的地方门上贴的对联三年颜色不同，三年间不穿红色服装等。当今社会在亲人离世的一段时间，静心追忆怀念其音容笑貌，感念恩德，继承遗志，感悟生命，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由于死者的丧祭之礼，亲属之间的情感会感觉更加亲近、珍贵。现今清明节的主题意义不是特别清晰，踏青旅游、度假休闲成为普遍现象是比较遗憾的。祭祀是感念亡者，表达感恩不忘本的行为表达。在古代，天地、山川河流被荀子称为“生之本”，以及为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祖、圣贤比如黄帝、孔子，也要被定时祭祀。这些祭祀会增加民族之本位文化认同、凝聚力，向心力。

朝聘之礼是外交礼仪以及君臣之间的礼仪，虽然形式上与今天相差较大，在宗旨上比如讲求秩序次序、宾主关系，亦有可遵循的地方，在此不多赘言。

乡射礼、乡饮酒礼是民间社区中百姓的体育、娱乐、筵席欢聚活动的礼节。在活动中先须序齿，尊老爱幼之风体现的淋漓尽致。官员、学者和普通百姓同聚同乐，营造和谐氛围。体育竞赛不是争胜负，争的是君子风范，“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今天社会人与人交流日少，网络、手机、微博、微信的交流毕竟与面对面直接的接触交流心灵触动无法相比。社区中定时、定方式增进交流，其乐融融，和谐社会成为现实，何乐不为呢？

人生常礼古代圣贤在许多方面都是“因俗制礼”，比如冠礼、婚礼、丧礼、乡饮酒礼、乡射礼都是根据原有的各地风俗的形式注入新的人文精神，从而提升其文化内涵，又能让百姓接受。山西有历来都很重视“十二岁开锁礼”的习俗，孩子刚出生时要挂“长命锁”至十二岁长大开锁。如今的风俗以被西式仪式取代，大摆宴席，收礼金，大蛋糕，许愿，吹蜡烛，唱英文歌。整体仪式以快乐，展示孩子优点为主题。末学与几位同道曾受邀对仪式进行调整，加入传统的孝道、亲情、责任，收效极好。仅其中父母带孩子跪拜谢恩老人的养育之情，孩子跪拜感谢父母接受成长的训示，每次必感动孩子、全家亲属及所有参加仪式的来宾。而今的婚丧嫁娶、生日寿诞、传统民族节日，均可以根据当今各地风俗加以调整，从而有移风易俗之效。“因俗制礼”也应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使命。

教育乃立国之本，今天的“全面素质教育”几乎全部是西方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诸多科目由浅入深的知识教育看起来是全面提高，但知识提高不代表素质提高！而中国传统的素质教育是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行动坐卧。并且必须和人伦挂钩，孩子须成为内心有别人而且对别人有敬意的人。基本指一个人的素养、修养、涵养。今天的学校应试教育成为主流尤为可惜可叹。应试教育顾名思义乃应付考试教育，如此岂不是舍本逐末而失去了教育完善人格的基本宗旨。所以幼、小、中、大各学校开展礼乐教育势在必行。再者中西素质教育皆可兼之，但要分出主次。做人当然是教育的第一宗旨！韩愈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西方国家的老师主要职责是教授知识，生命问题交给教堂。而传统中国的家长、老师都是传授做人之道，与知识教育不可分割。知识教育与生命教育结合紧密的方式是传承经典，与经历了历史千锤百炼的圣贤的语言对话，生命感悟会伴随一生。而生活问题强调实践，实践出真知。尊师重道，知书达礼，培养志向，启迪智慧，应该是教育不变的原则。

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家庭。家风、家教在当今显得苍白无力。把教育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了幼儿园、学校。学校成了服务机构，好象一份商业合同。其实在家庭中行为习惯的养成非常之重要。家长以身为则为范，孝亲尊师，读书学文，琴棋书画，德音雅乐，耳濡目染，关注孩子习惯的养成，生活能力的培养。在古代“洒扫应对进退”主要是在家庭中培养，每个妈妈都是专职的教育工作者，社会分工非常明确，现在韩国日本海大多数女性生育后退出社会活动，专职教育孩子。穿衣，饮食，言语，待客做客之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有仪容仪表的教育完成家庭应该占非常大的比重。

另外，乐教也是礼的非常重要的部分。礼乐几乎不可分割，“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文雅中正，有助于心灵安详平和的才叫“乐”。音乃心之声也，今天的音乐多是煽情纵欲的“音”，恐怕与浮躁的心态息息相关。在家庭、学校、社区、公共场所引导德音雅乐的播放，也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乐教的范围包括琴棋书画等几乎涵盖一切艺术范畴，而当今的艺术教育很多事为了艺术而艺术。而古代乐教的目的是“涵养心性，变化气质”，以礼而节之，以乐而和之。礼让人有敬意，乐让人喜悦。让人的内心和谐统一，外在高雅文明。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时至今日，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或许也是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如今的会议通知要求“正装”出席的潜台词所有的国人都知道是西装。所有正大的礼仪场合包括国家外交以及祭孔、祭黄帝，许多人都是西装革履。汉服的概念不是汉朝的服装而是汉族人的服装，有汉朝样式的，有唐朝、宋朝、明朝、清朝样式的汉服。所以将汉服定位为礼服有着深刻的意义。在传统民族节日，人生常礼的场合，穿着民族服装，符合现场氛围，增光添色，有表里如一之感。

由于个人之见识、视野、境界原因，所论深度、广度，均是大大不足的。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余英时先生谈到，随着传统体制的一个个崩溃也意味着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一个个立足点。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经死亡。但不知他是否注意家庭式的、学校式的、民间风俗中的，儒家视为根本的无论天子以至于庶人，每个个体生命都应该以修身为本，任何事追求“和谐”中道不极端的意识是没有丢掉的。似乎从朱子那里开始看到真正礼乐的精神正在回到民间，从家王朝到大家族到小家族到家庭以至回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及心灵修养中。这反而应该是儒学的回归。而让孔子再去结合权力，或成为神灵教主，有何必要呢？而中国人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当然不能成为完整的“西体”，学习别人不能变成别人。中国人不仅是政治上要有中国特色，更应该体现在日用伦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如果儒家的礼乐教化在每一个孩子，每一个校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社区中生根发芽，或许这是儒学真正的复兴。甚至比制度化的儒学应该更是儒学的使命所在。而回想夫子在世时没有选择和政权结合而投身教育以及文化体系建设应该也是告诉后来人不是找不到工作做了教育，而是夫子明白了和谐的至善的“大同世界”的建立是漫长的，教育、文化体系建设才是立国之本，人心之源。

我们不想让孔子再成为帝王师，那么当然也不需要他成为被后人顶礼膜拜的宗教主。那肯定不是老人家的所愿，他的理想就是全天下“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而儒学里的心性之学是非常精髓的，然而质和文相得益彰才能“文质彬彬”，要“发而皆中节”。所以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不变的使命，内外兼修才是完整的修身法门。人的资质不同，对于心性之学悟性各有不同，悟性高的由内而外，悟性低的可以由外在的模仿慢慢深入内心。

梁漱溟先生说过：“以前人类似可说在物质不满足时代，以后似可说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物质不足必求之于外，精神不宁必求于己。”自身精神的安宁，心灵家园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实现，礼乐重建是不二法门！

魂兮归来！我的礼仪之邦！！！

 

新闻发布时间:2013-12-6

返回顶部TOP